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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见闻录（2）
走在东京的街上着实不易。以往在中国，我可以在人流或车流之间巧妙穿行。可是在日本，要看左，看右，看警察。着陆后的第三天，在一条不甚繁华的大街上，碰巧一个貌似中国留学生的女学生横穿马路，我也跟在后面横穿过去了。因为走到一半来汽车了，于是就在马路中间往前走了几米，然后穿将过去。结果，到了路边，就听见后边有人叫站住。回头一看是警察。不知有何贵干，也不知叫我们俩哪一个，总之不像是叫我。可是，由于我动作迟缓，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对方说了一句：“你也来吧！”于是我也跟着去了交通岗。我说我是外国人，又是初来乍到，由于对方态度和善，我便极力辩解。因此，“怎么能走马路中间呢？”这句话刚到嘴边儿，就给警察咽了回去。我出示了护照，什么着陆日本刚第三天，不熟悉交通规则，本人是个善良的绅士，对日本抱有好感，在国内人车都是右侧通行，所以不知道汽车会从左侧冒出来等等，讲了一大通。他的兴趣在我钱包里装着的美元代用券，不分倒正地拿在手里问是否什么都能买，语气里充满了羡慕。出得交通岗时，女学生已经不见了踪影。结果没有赶上省线。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警察喊的只是那个女学生而不是我。一定是碰巧另有一个老头儿回过头来自愿上钩，无奈才把这个家伙也带走了。可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老头儿，而且如果有本国人相跟着的话会很麻烦，所以才轻易释放的吧。这就同久米正雄先生的情形一样。一次他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走，本来警察喊“请你来一下”，明显是叫那位女士，结果连久米先生也大模大样地跟着去了。在愚钝这一点上，我们真是相似。这种时候，似乎扔下女士闪身逃掉最为明智。我读过捕吏及其手下捉弄人的言辞，那种刁蛮劲儿能把人折磨死。而且他们还是虐待狂。到了明治时代，我小时候那会儿，更是一说“叫警察来啦”，小孩儿就不敢再哭了。谁家有块粗玉，也要拿到派出所请警察老爷过目。因此，虽然到了民主警察时期，也难免偶尔现出恶习来。广濑氏描述说，民族心理不仅体现着现世祖先的思想，也萦绕着故去先祖的亡灵。不过，日本人适应得也快。所以我这次本以为别无大碍，在吴服桥横穿了马路，结果看来还是犯了错误。两个警察耐心地指点我，说有一些带金珠的路，应该从那里穿行。同上海的警察完全是一样的态度。如果操之过急地热情行事，每天在外面忍气吞声的话，警察们怕也难免回到家里拿别人撒气吧。故而民主警察的热情也必须慢慢加以培养。一次过检票口时，走在我前面的人不小心出示了月票的背面，只听见检票员出言不逊道：“竟然给我看背面，这个混账！”要是能提高他们的待遇，免去他们的生活之忧，想必这些方面也会大为改观的。
从上野乘上一辆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的火车向北行进。关东平原的北部与武藏野不同，是平坦的平原区，俨然到了中国内地。树木增多了。进入福岛的高原地带，随处可见挺拔俊秀的杉树林；同昔日相比似乎水田多了许多。不久，我在一个东北的小镇落了脚。一到傍晚就会闻到泥炭的气味。我所在的大学安然如故，可是恩师的家已被焚毁。当地人不赶时髦，让我备感亲切。在大学由于一老友卧病于研究室，终因不忍离去而在那里耽搁了一些时日，致使此行没能探望身在盛冈的恩师。从东北紧接着又西下。前往故地重游之时，囊中已感羞涩，因此收到几张就餐券也足以令我欣喜。后来在银阁附近的一户人家做了几天客。当家的在大阪做事，女主人在家兼营服装店和面包房，从一清早开始就奔走于厨房和店铺之间。我只是坐在脚炉旁，也帮不上手。或是同她上小学的儿子和女儿说说话，或是放上备好的砂糖喝喝咖啡。本来我是受一名门之子——如今身在台湾的青年学者之托，来向他在战争期间于落寞中结识的这位年轻的“阿姨”道谢的，可是没想到自己又成了被照顾的对象。阿姨很担心年轻人的生活。我讲了各种亚热带的风情给她听。什么亚热带空气清爽，土地上覆盖着嫩草，没有毒蛇，星星点点的小花常年开放，还有紫色的藤架般的蔓草，草丛中夹杂着像大树一样的羊齿；天空秋日般澄澈，穿得很少也会微微发汗；走在街上或者山路之上，可以摘一片草叶轻轻吹响；肚子饿的时候吃上十来个香蕉，如果觉得不雅观可以喝杯橄榄茶；最后加上一句，鸭川的情侣太缺乏情趣，敢保阿姨去到那里也会再燃激情。日本光知道从台湾进口砂糖和香蕉，连文人墨客也忘了传递亚热带的激情。近来对台湾土著姑娘，已经将她们与日丸旗一同忘掉了，而是播放起亚利桑那州的仙人掌姑娘来了。其实，没必要因为现在失去了这个殖民地，就对它的一切兴味索然。还望从睦邻友好的角度考虑，兴趣不减地做好服务。而且就中国而言，主张以胜利者身份从日本身上大发其财的团体也不会再活跃多久了。孙中山曾说要与“以平等待我者”友好相处。
我还不很了解战后派。并非没有印象中的战后派博士，因为牵涉到个人攻击，而且又有诋毁日本人之嫌，若不先将该赞赏的都赞罢了之后再谈此事，在日中友好方面是有害的。故而现在还不能谈。还是待时机成熟之时再留下几笔吧。
原载日本《文艺》杂志195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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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日本的快乐——收音机·音乐·模仿
我们到了日本，暂居亲戚家中。
上房不时传来收音机的声响。收音机异常高级，人的说话声听起来就像真人一样。这家里的儿媳妇擅长音乐，从那台收音机里总是流淌出西洋音乐的旋律。
一日，久违的（小野）忍先生来访，于是将亲戚家的儿媳妇引见给他，因为那媳妇钢琴弹得出奇的好，得到了忍先生的一番赞美。接着这个茬儿，忍先生想起我会弹钢琴的事，并且随口说了出来，我不禁毛骨悚然，有如前科败露一般。我本不想说，可是出于无奈只好辩白几句。
“我的确也练过钢琴，不过说起来真是愚蠢至极——在日本，那会儿姑娘出阁前一般要学一学插花或者厨艺什么的，于是找个师傅，上门学艺。师傅呢必定是一步一步地悉心指导，力求让你学成、学精。这样，客人来了，就会扯起小姐钢琴弹得好之类的话题，于是忸怩客套一阵之后弹奏一曲，客人耐着性子听完，赞美一番。大致是这么个程序。
“然而，当我在日本念完中学回到上海时，有件事情很让我吃了一惊。那时我结识了一位比我稍微年轻一点儿的青年，此人是一个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从一清早就开始为弥撒仪式弹奏风琴。一天他闲来无事，带我去了他的家里，他的房间里很随意地放着一架钢琴。他说我新换了架钢琴，说着随手放下谱子，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可是弹得不怎么样。然后他对我说：‘你弹两下，试试我这钢琴。’于是我便弹了一曲，弹得比他好得多，因为我在日本得到过老师的再三纠正。他并不夸奖我，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不一会儿就见了真假。说起来是这么回事，见那儿放着一首短曲的谱子，于是我取下弹了几下。他一时兴起跟着哼唱起来，声音沙哑，可是非常愉快。突然我按错了一个什么键，‘怎么搞的，那该是个短调吧？’他叫道。我一下子愕然了。——原来我弹的钢琴，只是机械模仿。
“自打那一天，我就懒得碰钢琴了。如今想来，我跟着一个好老师，每天辛辛苦苦，花了十年工夫，不断进级，什么艰涩难弹的练习曲呀，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呀，等等，都很卖力地去练，力求弹得跟老师一样好，那可能就是当时音乐学习的模式吧。机械模仿就好比在毕业仪式上读老师给写的致词一样，不是跳行，就是读错汉字，而自己讲话时是绝不会有这种事的。日本人绝不会用错日语的助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试着弹了一下儿子所弹的简单的乐谱，如《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之类，才第一次体会到了抚弄音乐的惬意。如今日本的音乐教育也进步了，想必不会再有那样的情况了。不过也不好说。总而言之，喜好模仿艺人并喜欢故弄玄虚，这也是日本人的一个特性。”
我说完，忍先生说真有意思。“那我索性再补充几句吧。”就这样，我又接着讲了起来。
“那个天主教朋友在我临走前，跟我说，你还没有钢琴吗？我的刚好卖掉了，用不着两架的，不然就借给你了。没事，等我物色到谁家有闲着不用的借来就是了，没有还是不方便啊。我对这一点也颇感惊讶。在日本没有人会这样讲话。他们对待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名贵乐器，总要像传家宝一样珍藏起来，稀罕得什么似的。本来婆家已经置备好钢琴，新娘子还要带来自己用熟了的，所以在那间上房里有三架钢琴、两把小提琴。”听我这样一说，忍先生笑了。
住上一段时间之后，我对收音机里播放的名曲，除了能详细清楚地说出是谁作的曲、第几号作品、谁指挥的、什么交响乐团演奏的（其实是唱片的重播）之外，对于B小调和G小调，不管听多少遍都能分辨得毫厘不爽。而我已经找不到音乐的感觉了。这时，我们搬到了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结果女儿感到冷清，吵着要听收音机，我想找个最便宜的应付一下，可是却没有那个闲钱。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大学时的同窗、现在当局长的一位朋友家去叙旧。在我们讲述了彼此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