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由此同情日本；不仅同情，而且还伸出手来期待着早日与之一道前进，绝没有将日本吃掉之意。虽然日本由于进行了欧洲的文明开化，便觉得自己也加入了欧洲诸国的行列，然而这个岛屿却并不能撑篙驶往对方的阵营。日本的岛屿犹如一架不沉的航母，大大成全了他们。不过，即使拔篙前往，人家能否接纳你这有色人种还是个问题。听过桃太郎故事的孩子可能会将自己幻想成桃太郎，但绝不会将自己想象成狗或者猴子。
有人讲了这样一番话，说日本全体国民好比乘着一辆列车驶往某处。有识之士也居于其中，口口声声说去那个地方并非明智之举，可是要改变方向必须停车，而司机却不肯，这样要想停车就必须捣毁列车，捣毁列车就要死人，故而很多人都是提心吊胆地坐在车上。这是陷入半殖民地状态的初期经常犯的错误。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1）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都是企图拥戴皇帝来搞中国维新之人。上个世纪末，中国与日本都曾受到西欧诸国触手的抚摸，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庚子事变，日本在经历了荷兰船、贝利、尊皇攘夷的内战之后进行了明治维新。西欧的东洋经营还顺便为东洋人带来了文明开化。康有为们只是因一时糊涂，而向皇帝请愿，提出改革维新主张。如后来辛亥革命所证实，没有任何实权的彼等文人只能是发一番议论而已。与之相反，日本的维新因是腰中带刀者所为，虽得以按计划进展，不过由于搞得过火，也失败了。
在中国人看来，康有为的那类意见无足挂齿。清朝皇帝的统治怎么讲都令人不痛快。当官的要穿清式官服、戴斗笠似的帽子，而且还留着尾巴似的玩意儿。老人们会不时提醒明朝灭亡有二百四十几年啦；拿起货币，那上面也有不认识的满文。
尽管嘴上不说，行动上亦未表现出来，然而在异民族统治之下，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同化，内里的那种民族抵触还是相当强烈的。某学者因晒书时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被杀头的消息，在人们中间口口相传。
清朝长期采取科举取士的制度。年轻人练习写八股文以求早日考中，接下来便花钱买得一官半职，然后利用官职，尽快地以各种手段敛财——归根到底是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大捞其财；一旦操之过急，合###变为非法，结果在大捞了一把之后逃回老家。这种贪污手段造就了一批拥有小资产的大家族。
最后清朝决定废除这一科举制度，代之以向欧美选送留学生。然而其数量极少，平庸者酷似近来的渡美大学生，优秀者到了外国得以更好地审视自己的国家，待到几年后回国时，会成为与政府毫无干系之人。
不过这个时期，即使不靠政府，也还有自己留学这一条路。特别是去日本，又经济又便利。因此，当科举的大门关闭之时，读书的青年人因为没了出路，非常多的学生就东渡来了日本。不仅学生，很多革命家也来到这里。革命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推翻清朝政府是当时中国人所持有的心理，革命是“必到”之事。在东京的学生和革命家都感到体内蕴藏着某种兴奋。
在东京都电的神保町与骏河台下之间，朝北向有一家书店。店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书店有一面陈列窗，陈列窗内摆放着《民约论》啦、《无政府主义》啦之类的书，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非常之畅销。书架上放着林琴南将西洋小说按照中国口味改写而成的作品以及古老的《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当时的日本人正沉浸在几次胜利的喜悦之中，对中国人的举动亦没有特别干涉。学生们由于那附近两家中国餐馆的存在，总算平复了对公寓膳食之不满。在这一学生界的幕后，革命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壮大。顺便交代一下，所谓的革命没有丝毫英雄主义色彩，抓到了就要被杀头。孙文、黄兴不时地在东京露面，学生都欢迎他们。
另一方面，渐渐地学生多起来，也不知对日本有何妨碍，总之警察当局制定了所谓的学生取缔规则。因是公安局的立法，很像近来的出入境管理法。对象是外国人，本国国民不大注意这个，故而无需考虑什么民主、立宪、人权之类的，可以随意进行逮捕、驱逐、查抄。对此，留学生们以全体回国来进行了回应。
不过另一方面，为革命家提供帮助的人也为数不少。而且还有“###浪人”。这个在当时——当然任何时候都一样——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对于外国的反政府派，若为他们提供保护，日后会用得着。可当中华民国成立时，最晚一个表示承认的也是日本。据说当时认为“中华民国”一名对帝制日本有不良影响，而发明了“###共和国”这个名字的是外务省的官僚。中国人对待外国，出于礼貌，都使用好字，如英、美之类，可是日本的汉学界，却对别国不用好字相称。
孙文和黄兴进行了多次革命尝试，终于于1911年10月取得了成功，即辛亥革命。然而新兴知识分子以及同盟会却没能维持此次革命的成果。不久孙文也将总统之位拱手让于袁世凯，自己很快站在了反对党的立场上，被迫从头再来。一切旧官僚都不希望自己的地位被动摇，因此革命党无法发动他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2）
回顾辛亥革命以前，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科举制的存在，导致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与文艺关系密切，因为人们以文章来书写政治。这文艺之中已经不包括卑俗的小说。那些科举落第、衣食无忧但却庸庸碌碌或者是衣食不足、卖文稿写小说的人才搞我们所言的文艺。林琴南自己读不懂英文，就让别人给读，之后取其情节，人名处随便编几个中文名字。《老残游记》列举了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清末时期的作品，像严复、章炳麟、黄遵宪、李宝嘉等人的著作，都是将欧洲的作品、政治、文艺、文明等各种东西杂烩而成的。与日本有着很深渊源的苏曼殊也生活于这一时期。
据说在日本，直到德川末期，都有说书人讲《西游记》。可是那些清朝末期的文学，尽管很多甚至就创作于东京市内，在日本也不过是知道的人偶尔拿出来翻翻，很快又忘到脑后了。明治开化以后的日本与中国作别，对待留学生一直采取取缔政策。看来这就是日本政治家的传统。
我不知道中国文学史家如何阐述清朝末期的文学。当时的文人卖力地学习外国文学，时而摆弄两下自己的古典文学，对革命虽然热心却未必参加。如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等也是那个时候的事。
就在这样一种时候，辛亥革命把我们从皇帝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刺激非同小可。说是要写辛亥革命以后的事，现在却写了很多清末的事情，这是因为这一文明开化时代先于新文###动，对此充分了解一下为好。
革命后，虽然仍有梁启超的《庸言》以及《甲寅》之类的由清末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行，不过都微不足道。重要的一件事是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另外还有《新青年》的创刊，它成为北大及其周围学者的论坛。
当时的政局很糟糕。又是袁世凯妄图称帝，又是张勋企图搞复辟。日本给袁世凯送去“二十一条”，留日学生全体回国，那以后赴日留学的人减少了。
尽管政治混乱，北大却在成长，《新青年》也涉及各个方面，探讨了文字、注音、白话、礼教等问题。
其中对白话文的讨论最为热烈，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本来的白话，官府时常用来向百姓发布通俗易懂的口语告示。不过这里所提倡的白话文学，指的不是这个，而是主张将一切文章都改成白话文体，倡导摒弃古典所持有的种种弊习，如对偶句等。这一讨论始于五四运动的两三年之前，总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创刊之初的《新青年》，我只看过一两本，因为当时身在日本留学。我还记得当时的两个感受：一个是看了卷尾的小说，感觉“很糟糕，还欠一些火候”；再一个就是发现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的白话文问题给对方抢先了。《新青年》的同人大多本身不是小说家，也难怪拿不出好的范本来。不过没过多久，渐渐地就出了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就属于这一类。
关于鲁迅已经有很多介绍，在这里就省略不谈了。辛亥革命之前，清末文学有这样一种类型，包括苏曼殊等也属于此类：他们不问政治，看到新奇的东西就学，并译成旧式文章，若有朋友要出版东西，求到头上便写，若是商业出版社就谈妥稿酬，哪怕章回小说也来者不拒。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写《月界旅行》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曼殊翻译拜伦的诗也是在那个时期。因此在中国，较之日本明治时代的名著翻译或者大部头的创作，难免有几分杂乱。《小说月报》这一历史悠久的商业性杂志，那个时候已经出版，服务于有着读书趣味的群体。如果没记错，茅盾应该在其中。鲁迅也不是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人，说到底还是个文笔之人。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几近尾声之时，以往的清朝风格的文艺已经消失殆尽。报纸更是使用现代文体。在北京，除了《新青年》之外，又出现了《新潮》等杂志，再后来《语丝》问世了。在上海，由欧洲留学生组织的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为根据地；在日本，郭先生指郭沫若。——译者注成立了创造社。这一时期，革命虽然暂时取得了成功，政治前景还很不乐观，虽然已经发生了五四运动，那期间新文学所倡导的一些主张还处于逐渐付诸实践的阶段。鲁迅在北京任教，同时写小说。郭先生虽然身在日本，不过同上海保持着联系，他在酝酿着出杂志，于是游说留日的友人网罗材料。郭先生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