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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位副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两天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对全文作了转载。文章出自邢贲思之手，这是他对某些读者就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来信的答复。这些读者在来信中就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的标准。邢贲思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一种认识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是真理，靠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们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认为，“社会实践，也只有社会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论证了这个问题。后来，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述。作者还说，能够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某种科学假说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据这种假说的推理是否严密，表述是否清晰，而是要看实验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同这种假说吻合时，才能最后证明这种假说的科学价值。同样，一个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实践结果来检验。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经他们这样一折腾，“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又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讲起”。考虑到读者在来信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标准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有两个标准。作者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每一种认识都需要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来检验，还是说有的认识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有的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作者解释说，一些读者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乱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对此，作者大胆地提出，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可是，也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者已经明显地意识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65〕
应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界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6月20日、21日，也就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讲话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冒着很大的风险，邀请了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石油部、纺织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60多人参加了座谈。与会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标准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背离实践观点，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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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
根据胡耀邦5月13日的提议，《理论动态》第70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6月30日，《人民日报》以“岳平”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7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全文。
文章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飞跃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要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努力走在潮流的前头指导和推动它飞跃前进？还是站在一旁徘徊观望？还是逆潮流而动，扭转历史潮流前进的方向？一切人们都要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作出选择。”可是，有些人“徘徊于奔腾前进的历史主流之外，事事躲在后头，在原则问题面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绕开矛盾走。他们错误地总结‘教训’，自以为看破‘红尘’，得过且过，苟且图安。”还有一种人，他们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批判“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对于这些同志，“有一个思想立场的根本转变问题。这个转变不容易，但是非转过来不可。”文章最后强调，离开人民，“必定会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堕落到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66〕
可是，此后不久，也就是在7月份，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还在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当着山东省干部的面抱怨报纸不宣传“文化大革命”，还提醒这些干部不要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他甚至警告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180度大转弯。
在这场大讨论中，《红旗》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参与，结果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于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对《红旗》杂志总编辑说：“你们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他明确表态说：“《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日至24日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邀请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闻单位等部门的16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的讲话非常大胆，他说，过去我们28年的历史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方针对头、办法对头，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现在和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研究工作就不能搞好。”他认为，面对前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更加需要容许不同途径的探讨，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新的问题的答案，书本上找不到，“要靠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同的途径来探讨。”针对一些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邓力群认为，这些人并不高明，而是因为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怕。”〔67〕
在闭幕会上，周扬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他还说，《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命题、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但是，据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砍旗”。我没有亲耳听过这些话，只是传闻而已。如果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搞清楚。否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如果说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这次讨论会就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流毒来的。”林彪倒了很久了，“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但“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驱散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如果有人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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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扬回答说，因为这些人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承认，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68〕
周扬在讲话中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禁区的问题。他认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等于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触及、不能探索的，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不少同志在会上说出了过去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敢于批判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与会者认识到，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