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2）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80〕
关于这篇文章送《解放军报》发表的原因，沈宝祥也有一个说法。据他说，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曾告诉他，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文章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就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梁金泉送给罗瑞卿。〔81〕
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也没有发表吴江的文章，王强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本来，杨西光对组织和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是十分坚决和积极的，但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特别是听到了关于以后发表重要文章要报告之类的“指令”，他对继续发表第二篇文章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有所顾忌了。《光明日报》是中央和宣传部直接掌管的报纸，而《解放军报》由中央军委掌管。如果第二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顶风”发表，难度较大，风险也大。但是，如果改由军队报纸发表，并由一位军委领导人审阅和签字，也许就可以绕过宣传部门而直接发表。〔82〕
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人民日报》3月1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后，罗瑞卿当即就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能自己检验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罗瑞卿对总编辑华楠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表示：“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当天，罗瑞卿就向报社打招呼说，《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而且，他对稿子催得很急。就在这时，吴江的文章送到了《解放军报》社。
华楠、姚远方看过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于是，他们就将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姚远方还向罗瑞卿解释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发表。几天之后，罗瑞卿告诉华楠，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要精心修改，使内容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增加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几篇文章的有关内容；二是引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罗瑞卿解释说，必须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他还嘱咐道：文章“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罗瑞卿与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给《解放军报》社打了5次电话。同时，他还告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让他们转载这篇文章。
6月18日，文章的清样送给罗瑞卿审阅。当晚，罗瑞卿打电话给姚远方，说他看了一遍文章，印象很好。他还说：现在有人搞“两个凡是”，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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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3）
随后，胡耀邦也看了这篇文章，还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同意《解放军报》发表；第二，文中有关“砍旗”的话可以删去，从理论上讲清楚就行了；第三，请罗瑞卿、韦国清再看一遍。
6月19日，姚远方将修改后的文章送给罗瑞卿，并附了一封信，转告了胡耀邦的意见。罗瑞卿看过之后，又提了两点意见。此后，华楠、姚远方根据罗瑞卿的意见，并同吴江商量之后，对文章再次进行修改。6月22日，修改后的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同时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根据你的意见，又作了修改，修改的地方用红笔画上了。
华楠后来回忆说，罗瑞卿自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的文章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两人谈了5次，同他本人谈了3次，还同胡耀邦多次联系，仅文章就看了三遍，还查阅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并提出修改意见。罗瑞卿为这篇文章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这足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据《人民日报》李庄回忆，为使《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而且能够安排在突出位置，罗瑞卿做了令人十分感动的工作。从6月23日22时到次日凌晨2时，罗瑞卿不顾病痛，三次打电话详细指点。第一次问《人民日报》24日发表这篇文章有无困难。他说，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二天。第二次要《人民日报》社找几个人仔细看一看文章，如果有意见马上提出来，他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这篇文章如何安排。李庄回答说，打算放在一版下部，约占五分之二的版面，通栏标题，用五号楷体排版。罗瑞卿立即问道：一版上部放什么？李庄回答：华国锋会见安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稍稍沉吟后，同意这样安排。他还嘱咐说，负责校对的同志一定要仔细，编辑同志也要好好地看一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也不能出现标点错误。
根据吴江的提议，文章不以他个人的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便加重文章的分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发表文章。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被看做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又一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头文章。
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位置转载，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三大报纸在同一天刊登同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动作。此后，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
文章写得相当长，有17000多字，共为三个部分。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1977年10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以此说明文章所论述的主题，这让那些反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无话可说。
华国锋的这段讲话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做了一辈子斗争。”文章还引用了叶剑英同一天的讲话。作者由此认为，如果把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而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他们的讲话，切中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时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很多的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种颠倒，从根本上毁坏了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这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作者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驳斥了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文章说，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想正面回答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所以，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人之所以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作者进一步分析说，这些人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作者特别提到，在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间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