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主义）。
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2）
思想改造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只有在党内才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法。
由于这几篇文章，中央显得非常被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造成的后果，今后有关思想斗争的文章，必须送交负责同志审查后才许发表。”
《学习》杂志事件发生在50年代初期，并没有给当时社会带来太大影响，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变化与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关。思想改造运动从整体上评价，已具备和以后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相同的“左倾”色彩，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价值取向形成的，所以，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功过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他的思想和判断并不绝对来自于他个人，而是受他身边人，同时也受宣传和理论界的影响，在毛泽东和延安知识分子之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主要看毛泽东选择什么。
一般毛泽东对于左的错误通常比较宽容，而对于右的错误就比较严厉，这也许就是《学习》事件得以轻松解决的原因。但作为一种经验，它可能也为后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了根源。
2000年
注 释
1 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载《*党史资料》第57
辑，*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2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3 同上，第391页。
4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45、447页。这个评价主要来自于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吴介*编：《延安马列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72、473页。
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416页。
7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78、376页。
8 叶永烈：《*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与毛泽东》，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第59、60页。
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10 *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1 同上，第21页。
12 同上，第37页。
13 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载《百年潮》2000年第10期，*党史学会，第
40页。
14《展望》，上海：展望周刊社，1952年，第17期第9页、第21期第9页、第23期第9页。
15《学习》1952年第1期，*中央宣传部理论处，第14、18页。
16 王惠德《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1期第19页）、季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限制》（第2期第22页）、杨耳
《只有*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
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第1期第29页）、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期第
11页）、孙晓村《我从财经工作中看到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第2期第14页）、季云
《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2期第15页）、李
致远《在工商界进行检查工作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第2期第18页）、艾思奇《认清资
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第3期第3页）。
17 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18《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1、443页。
19 同上，第444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61、376、377页。
21 冯贝贝、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载《百年潮》2000年6期，*党史学会，第31页。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1）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
——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一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上世纪70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7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何炳棣、杨振宁、王 浩、任之恭、陈省身。表略）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7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资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属于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做主。唯有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1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1917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2
对当时“*”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3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曾产生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