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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厦门时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字是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另外还有他当时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这就是经常提到的《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的“厦门通信”“海上通信”。 《华盖集续编》和《两地书》分别于1927、1933年公开出版。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编定的，鲁迅厦门时期的文章在《华盖集续编》中单列一节名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说：“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做的杂感全有了。”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时候四十五岁，正值中年，那时胡适才三十五岁，尚属青年。1926前后，在鲁迅生活中有好几件不愉快的事。一是“三一八惨案”，二是“闲话事件”，三是和高长虹的“月亮事件”。 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的原因，现在公认是私人事件（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与政治和革命无关，以往把鲁迅到厦门的选择解释成政治压迫与事实不合。
有时候我们会很奇怪，鲁迅何以会对一所自己并不很了解的私立大学产生那样的恶感，而且把这些感受具体写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还公开出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鲁迅的观念中，确实已存了一个“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但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的相关言论，没有发现胡适对鲁迅的议论，但鲁迅在私人书信中确实有对胡适的议论。
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曾详细述说他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和感慨，其中有这样的话；“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说：“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的很干脆：没有说这话。”
《两地书》四二中说：“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算可以谈谈的了。”
《两地书》四六：“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
《两地书》五八中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
《两地书》六六中说：“山根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以往研究者只是较多使用《两地书》中的史料，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断历史事实是不够的。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如果与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几封信对读，研究者大体可以看出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
顾颉刚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当时鲁迅生活处境和厦门大学教授间的矛盾和纠纷的评价，显然比鲁迅公允，就是对鲁迅本人，顾颉刚也出语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终以“鲁迅先生”称之，而且是正面评价。他对胡适说：“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春，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
《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曾对原信作过删节、修改甚至个别信件重写过。而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信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史料，是后来研究者公开的，与历史当事人无涉。从史源角度观察，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和《两地书》手稿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而凡经修改的史料的史料价值是降低的。
《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把一些真人姓名隐去，用化名代之。鲁迅说：“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极见鲁迅风格，他使用了一些训诂、谐音及对仗的思维，但基本是贬损的方法。如顾颉刚称“朱山根”，陈万里称“田千顷”，黄坚称“白果”，陈乃乾称“田难干”，黎锦明称“乌文光”，陈衡粹称“田平粹”，潘家洵称“辛家本”，等等。据川岛说，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也对当时厦门大学的生活有所影射。 联想到鲁迅在同一本书中对高长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鲁迅有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写入小说的习惯，或者说，鲁迅有借小说来嘲讽同行、同事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