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一段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戏，最后被删掉了。谢晋本来不同意，但迫于政治的压力，还是退让了。《白毛女》的最初版本中有喜儿和大春的爱情，还有喜儿生子等情节，到后来，这些都没有了。那时文学作品中不能有爱情，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正面人物，他们的爱情生活和革命逻辑必须是一致的，就像《青春之歌》和《苦菜花》中所写的爱情那样。在当时作家的笔下，革命者如果有爱情的话，也只能发生在同志之间。阶级意识要高于一切，而阶级意识通常又被狭隘地理解成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血统里要有农民的血（林道静是她父亲*农民的女儿黑妮所生的）；《苦菜花》里农民的儿子德强要爱上地主的女儿杏梨，同样道理，作家还要让杏梨的血统里有长工的血（杏梨是她母亲和长工私通后生的）。
那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使很多作家的写作走上了歧途，他们把本来鲜活的生活统统简单化了。浩然在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写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也只是躲躲闪闪地写，到了《金光大道》就连躲躲闪闪也没有了。由于没有爱情，当时的文学作品在开掘人性的深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零。只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很难说它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在《文汇报》讨论中提倡青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是欧美小说和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而是苏联和东欧当代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另外还有《可爱的中国》以及魏巍写朝鲜战争的所谓报告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通过50年代许多政治化的方式，最后完成了。到了“*”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它所固有的创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在这一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创作和阅读方式。
1976年以后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爱情和人性的深度上都非常有限。直到80年代以后，这些禁区才被真正突破。但在这样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他们在文学教育和欣赏上所受到的伤害，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完全恢复。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不是时代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觉出现的变化现象，而是一个时代以政治方式，强迫作家和读者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和阅读方式，最后达到了在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的一体化。从设计者预期的理想标准来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成功的。
2002年
注 释
1 《山西文学》，1999年第2期，山西省作家协会，第27页。
2 《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第25页。
3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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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1）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
——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
一
百年中国文学中存在两种悲剧，一种是“鲁迅悲剧”，一种是“赵树理悲剧”。
所谓“悲剧”，是指这两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价值最后都以一种形式上被高度认同，而事实上却被完全否定的结局完成，作家本人的历史命运处在一种悖论中。
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只有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个作家，在一种意识形态中被高度认同。具体形式就是鲁迅和赵树理都曾被作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方向”提出。毛泽东在《新*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几句话中，连续使用七个“最”来评价一位故去的作家，可以反映出对这位作家认同的急迫心情。这样的评价方式，在“*”中又用来被评价评价鲁迅的人。1949年以后，几乎所有在此之前成名、当时还健在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曾受过各种形式的批判，鲁迅是唯一例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鲁迅已是故人。但就是这样后来还是出现了“鲁迅活着会如何”的疑惑，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是对鲁迅命运的一种追问，虽然是一种假设性质的问题，但却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鲁迅在1949年后命运的可能性，特别是传达出了高度评价鲁迅的政治意图，事实上是为鲁迅设定了批判的边界，鲁迅自由的批判精神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自由，而这与鲁迅精神已相去甚远。据周海婴讲，1957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天，罗稷南也参加了座谈。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问题十分认真，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1关于是否存在“鲁迅悲剧”以及这种“悲剧”形成的原因，容当以后再论，本文从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讨论“赵树理悲剧”的成因。
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去世后，赵树理是唯一没有到过延安，但能获得延安文化高度认同的作家。1943年，《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很快得到杨献珍、彭德怀、李大章等中国共产党北方主要负责人的高度评价。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能在极短时间发现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是非常难得的。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最后得到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和他的文学成果，应当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2后来，由陈荒煤执笔写成《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由此开始，当时左翼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赞扬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赵树理对于农民有特殊感情。他能写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作品，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谁，而是缘于自觉的生活体验。他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就自觉实践文艺大众化观念的作家。40年代初，他在太行山根据地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以后，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批准了他过去的主张。3延安文化认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本身并不是注重他的小说精神，而是注重小说的形式。彭德怀给小说的题词是：“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个题词中的关键词是“通俗故事”，事实上以后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始终在“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层面上。表面观察，“赵树理创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的现象，实际上，对形式的肯定是基于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特别是在1949年后，当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活动越来越多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赵树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对于“三面红旗”就曾提出过批评，他写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1959年，他在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国家对集体生产的部署，只管集体应该向国家交售的商品部分，其他不要管。60年代，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讲了自己的这个建议。1949年后，赵树理虽然也是一个和主流文学相融合的作家，不过他的选择并不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他是在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地显示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但悲剧也同时发生，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中最具悲剧命运的作家，他一生为了“人能活得像个人”而写作，最后却在一个没有*的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山药蛋”派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又是最早离世的作家。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2）
“赵树理悲剧”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当一种意识形态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强调作家创作的某一侧面时，并不意味着对作家文学活动本身的全面肯定。当意识形态需求满足后，被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就被抽象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与原初作家的文学活动已脱离了关系。这种符号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本身的需求做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鲁迅悲剧”和“赵树理悲剧”中都有这样的意味。恰如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4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但凡被意识形态选择的作家和文学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品质，常常为意识形态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鲁迅悲剧”中可能是“反抗性”，在“赵树理悲剧”中可能是“通俗性”，一为内容，一为形式，以此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小二黑结婚》在叙述太行根据地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