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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听老柴是在小学五年级。由于对某种莫名其妙的物质过敏，我连续两个学期休学在家。那时候觉得每天日出日落的过程无比漫长，除了吃、睡，百无聊赖中只有两件事还有点意思：一是听音乐，二是看解剖图谱——虽然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
音乐唱片仅有三张，所有权不归我。主人怕唱片被粗秃的唱针磨坏，总是鼓动我听相声，如侯宝林先生的《戏曲与方言》，这样使我在听老柴时少了一些理直气壮。侯宝林先生说相声听起来比较正常，不像老柴的音乐那样飘忽不定。三张唱片我只听得出《天鹅湖》，后来才知道另两张是《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悲怆》，作曲家被我们叫做“柴司机”。
至于读《人体解剖图谱》，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因为它来路不正，是我从锁着的书柜里顺出来的。行窃技术不复杂，只要稍微推一推简陋的柜门，便可露出一个足以抽出一本书的缝隙。也赶巧了，倘若它再厚一点，或者摆在里头而非立在门边，听老柴的感觉就会另一样了。厚厚的图谱是彩色的，印刷很精致。它召得我有空就研读——人的皮里怎么长得这样奇形怪状？平时看小人书可以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但图谱读得很刻苦，因为我断定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搞到这样一本“少儿不宜”。
每天家里人上班、上学后，屋里便成了我的天下。那架转速不匀的唱机意志很顽强，无论我怎样企图通过调整水平改善它的平稳性都无济于事。但是它相当忠于职守，每日不厌其凡地轮流播放那三张疲惫的唱片，让空荡的房间里充满了我的“柴司机”，养病的日子也因此而明媚起来。
看图谱的工作和听老柴基本上同步进行，开始觉得听觉受用而视觉比较恐怖，尤其是翻到那幅展示头颅骨骼的骷髅时。慢慢就有点视听合一了，趴在床上翻开图谱，耳边老柴的旋律力透纸背，觉得人的“里边”其实挺好看的：纹理粗而长的肌肉，像苍柏的枝干；细密而遍布全身的血管与神经，像纵横大地的道路与河流；形状各异的空腔或实质脏器，有的像某一种成熟的果实，有的像抽象派艺术家的作品，有的竟美丽如珊瑚。
昨天的老柴就这样有了特定的背景，听上去也就有了特别的感觉。在美妙的旋律中窥测人的内层，窥测人的灵魂——尽管唯物主义者说人没有灵魂。那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啊。病愈复学后，凭着对老柴和人体的理解，我成了班上思想最“复杂”的学生之一。
经历了一段没有音乐、没有书本的岁月以后，可听可视的东西突然多起来，以至于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泛滥，难免喜新厌旧。但是，老柴的先入为主，使我对他始终一往情深。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惊奇地问：“你这样标新立异的人，居然听老柴这么俗的音乐？”我于是反思，自己骨子里是不是很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头一回在现场听《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是曾在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的青年钢琴家李坚。听着熟悉的旋律从李坚青春而富有弹性的手指间流泻，那一刻我竟激动得不能自持。我承认我依然喜欢它，我也承认它有点俗，心想俗就俗去吧，干吗不说自己喜欢老柴？
至于《悲怆》，更觉得它与生命有着某种贴切，它的旋律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层一层地剥离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一页一页地揭示着灵魂的幽深莫测，就像剖析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厚厚的图谱。其实，我始终不知道老柴想通过他的音乐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从他的音乐里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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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老柴（2）
这就是昨天的老柴。后来，那种刻骨的透彻与深奥，永远地和老柴的音乐融合在了一起，直到今天，我听老柴的时候还会怀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敬畏。
恩师如父（1）
我只上过七年学，从小学到初中，教过我的老师大约有几十位。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几十年过去，教诲之恩未曾敢忘，老师们的姓名和音容笑貌，大多都还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倪宝恕先生。
倪宝恕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如今已八十高龄。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任何一门课，我上初一时，他是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校长，说是他的学生，有点抬举自己。倪老师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司法机关工作了几年后转到教育口，先后在四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校长，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当时他大约四十岁出头，阅历丰富、学识渊博，雄心勃勃地打算把我们这所新建校发展成重点中学。倪老师不仅教学管理经验丰富，而且多才多艺，书法、篆刻、作曲、弹琴，几乎无所不通，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被他“发现”很偶然。我小时候读书不甚用功，听课不安生，作业做的也马虎。我上的是实验班，倪老师常来班上听课，注意到我在课堂上很活跃，却又心猿意马，便建议数学老师辅导我读点课外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不断从阅读中获得乐趣，还很快迷上数学，以后又把兴趣扩大到其他科目，从此读书渐渐上心，成绩突出，也逐步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倪老师十分高兴，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过学习经验。
后来，他鼓励我要有一两门课程达到免修，争取提前毕业，考名牌大学。然而一年后，文革浩劫碾碎了他的理想，也埋葬了我的前程。从此师生各经磨砺，我再也没能回到学校读书。但他的赞赏和期待，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从他那里获得的自信，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流年似水，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再度相见，是在校庆三十年纪念会上。握手相认，我们都动了感情。倪老师说：“在我印象中你还是个孩子，转眼就人到中年了。”
先生的一句话不由使我忆起许多往事。上中学不久，有次我生病，被同学讹传为乙型脑炎，还传言说弄不好会变成傻子。倪老师听说后，立即和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看我，见了医生便焦急地问：“这孩子的病不会损伤脑子吧？”直到医生说只是重感冒，他才放下心来。还有一次，我的小学同学，一位考到另一所中学的男孩给我来了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在班上引起议论。那时候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一封男生来信，足以坏掉一个女孩的名誉。倪老师听说后，特意到班上来和大家谈心，说男女同学之间应该有正常往来和友谊，不必多加议论，更不要小题大做。倪老师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处境，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也使我建立了健康交友观。
离开学校以后，多次产生再见恩师的念头，又多次按耐住了这种欲望。一想起他曾经对我寄予过那样的厚望，他曾经那样期盼我有所作为，就十分犹豫起来，以我如今的平庸，如何见他呢？
然而，桃李天下、学生中名流辈出的倪老师，竟不介意学生不成气候。他说：“没有再上学；不是你的责任，后来的路，也不尽由你选择。只要努力了，不管成就如何，老师都会高兴，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于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想“混出个人样儿来让老师看”的那种虚荣。可以告慰的是，半生坎坷，多少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有人说，少年时如得到赏识，日后多半勤奋进取，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 我的不肯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倪老师的激励。
再见恩师，转眼又是三年，这期间仅去过他家一次。那天他买了很多好吃的款待我，而我只坐了半小时就赶去加班了。后来又找他，是有事请他帮忙。倪老师退休后干起了律师本行，那时我正为单位草拟准备签约的合同，于是打电话讨教。倪老师特意邀来他的老友，一位经济律师一同出谋划策。当我如约来到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时，远远看见倪老师早已在路边等候。听我谈了大致情况，他便建议留下材料，待和朋友研究后，写出书面意见。当时我因另约了一位朋友去前门办事，于是匆匆告辞。
恩师如父（2）
倪老师执意要送我。推辞不过，只好替他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我们沿着中山公园的红墙行至长安街，又信步到公园南门，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肯。阳光下，我发现他的步态已经有些迟缓，面相也显出苍老，不再是从前精力充沛的样子。
直到走过天安门，他才止步说，“你去吧，平常工作劳累，要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番回首，他还在风地里站着，任衣襟随风抖动，像一面旗帜。
几天后在单位接到收发室电话，原来倪老师来过，送来一只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装在信封里，盒内还有两块怪石——他知道我喜欢石头。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倪老师，那份合同，本当我自己去取的，劳您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您怎么不顺便到办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合同送过去，怕耽误你用。”他平静而温和地回答。
我的心头一热。为了我的合同，这样冷的天，竟让一位古稀老人独自骑自行车从西城赶到东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师事务所走得匆忙，居然连一件小礼物也不曾带给他。
不久，他又通过收发室转送一包东西给我，里面是一本精心装裱的文册、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连忙拆开信看，倪老师写道，文章他已一一读过，有的还点评了。他说：“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里都非常高兴，有时间可要多写啊。”又说，“印刻得不好，久不动刀，手生了。以后有好石头，另刻一方送你。”打开文册，竟是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洁润泽的印章，用篆字镌刻着我的名字。丈夫见我捧着信、文册和印章发呆，便凑过去看，良久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