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令人羡慕的庆祝活动。载歌载舞，在忙碌中忘却一切烦恼，我又渐渐恢复了自信。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丝温暖。而樊老师却给了我一片宽厚的关爱。
不久，我们下乡插队。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我们十几个未成年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却不能自食其力，说不出来是苦闷还是绝望。
第二年，樊老师随北京慰问团来到我们住的小山村。一见面，队里年纪最小的男同学就趴在他肩上哭了。望着他把那男生紧紧搂在怀里，我却欲哭无泪。从那一刻起，只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的老师似乎更掂出身上的责任，开始了他陕北之行的艰苦跋涉。
慰问团来的日子，是我们的节日，从此知青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为了我们，血气方刚的樊老师和军代表一起，用铁拳教训了一个欺辱女知青的恶棍，还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地为符合条件的同学争取“病退”和“困退”。老师带来的希望和快乐，慰籍着我们的心灵。
慰问团终于要走了。合影留念时，我再一次忍住了泪水。别离之际，樊老师的目光里似乎含着复杂的情感。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神色，使我至今难忘。看得出，他深为无力把我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我们的父母而遗憾，也为我们的前途而忧虑。最后，他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寄张照片来，我在影集里给你留一个地方。”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有变。珍视每一段缘份，善待每一位朋友，是我在心灵历经磨砺的不惑之年收获的生活感悟。
现如今，樊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的学生业已走进自己的人生坐标。重新续起的师生缘，还会像昨天那样心灵相慰、意笃情深么？我想，一定会！不知樊老师的影集里是不是还给我留着那块地方？如果留着，我一定好好选一张照片送他。
后记：十多年前，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副刊发表那天，正好是樊老师的51岁生日。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在他家不大的客厅里相聚。2007年，永远没有了那样的聚会，因为樊老师走了，在他生病一年以后。病重的樊老师依然那样坚强、乐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为他送行，是因为我的软弱与怯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老师和兄长樊济文教授。
落日从容（1）
人事代谢，风云莫测。
一切都发生得那样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突然间失踪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年里，我多次向熟识的同事或朋友打听消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他所有的亲友面前，不留任何踪迹。
然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我不得不怀着无法释然的疑惑去面对——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是他自己精心导演了他的失踪。
一年以后，终于辗转得知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他走了——在经过与命运痛苦的抗争之后，他从容不迫地去天国与亲人团聚了，那里有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已经等候他很久。
没有人在他离去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好，还是朋友们太粗心。他其实是用心地向所有他认为需要告别的人告别过了，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像一轮辉煌已尽的寒日，从容陨落，留下满天残血。
那一年，我是在5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像往常一样，话筒那头依然是谈笑风生：“我要出一趟长差，最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
“去哪儿？多久？”我问。经常奔波的朋友，不会使人感觉到任何反常。
“上海，半年或者更长时间。你托的事我已经交代给同事，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回来，一定给你打电话。”
“一路平安，多保重啊。”我叮咛了一句，当时正忙，无暇多聊，很快就挂机了。
若知他永无来日，我怎能这样漫不经心？我一向自诩看人处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别，我如何就没有丝毫预感？
半年过去了，几次向认识他的朋友打听，都说不知去向，突然就觉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测：下海？出国？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断断续续地，我以零散的信息加之联想，大致拼接出了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去年开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来日不多，他不愿拖累别人，决定一个人把不幸咽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断交，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绝情，使她相信他不再爱她；接着把姐姐的骨血“小东西”交给她爷爷奶奶，再将唯一的亲人——清华毕业的妹妹送到美国，不知不觉就到了5月。
最后和上司长谈。他表示“这里挣钱太少”，说要到南方打拼。递辞呈，交车钥匙，还BP机，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单位，然后从容不迫地打回一个传呼：“我于今夜12点离开北京。如果回来，还会在此效力……”曾花了三个多小时苦口劝留的上司突然惊出一身汗，再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听。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带着剩余的积蓄住进医院。后来，朋友们在病历上查到他两次手术的记录，据说他经过与病魔的殊死搏斗，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说他太刚强。其实他刚强，也脆弱。一个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样刚强；不忍心让别人为他难过，他又是那样脆弱。
他好像从来就是为别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负重。十六岁那年，当飞行员的父亲死于空难，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后，母亲和姐姐相继死于癌症，他为她们支起生命中最后一片天空；然后抚养姐姐的遗孤，照顾上学的妹妹，他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现在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就像一只蜜蜂，在自己无法酿造生活的时候，他愿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扛起全部苦难，就是这样一个凛然而残酷的抉择，连女友都被瞒得死死的，让她对他失去信心，以为爱情是那样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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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从容（2）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他六七年了。他玉树临风、剑眉星目，是一个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随和，极有人缘，是一个讲义气的好朋友。每当单位有事，呼之即来；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来，渐渐地成为朋友，托他办事尽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牵线搭桥，一心玉成，对方略有迟疑，竟然不依不饶，他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次，大家结伴出游，驾车数十公里，一路侃下来，游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金海湖边和小贩讨价还价，在卡拉OK厅狂歌劲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静，妙语连珠，兴致酣然。
那次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没有一张见他的照片，因为他始终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
不知他怎样挨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义的朋友，和他一样侠肝义胆，一样铁骨柔肠。我相信他是在他面前发了誓的，为了朋友的重托披肝沥胆，守口如瓶。
如果他真有这样一位挚友，我愿向那位义士遥遥致以崇高的敬意。
直到今天，我还心存幻想，但愿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真的，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再一起合作，一起聊天，一起郊游。他的名片还在我的名片夹里，只是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呼机号码，我已是百呼不应。
即使真的与他是天上人间，我想我也不应该悲伤，我的好兄弟，他原本是不希望朋友们悲悯，才悄然离去，他不想干扰大家的生活。
为了他最后的心愿，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生命，好好地活着。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谨以此文纪念好友陈明先生
后记：这篇短文大约写于六七年前，本以为它已经为朋友的故事画上句号。没想到事隔多年，当往事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有了结局：2006年一个夏日的早上，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他的遗骨在他居住的大院地下室被发现，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
不难想象，八年前，在被病痛折磨、求生无门的绝望中，他选择了轻生，以求一了百了。
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最后能为他做的，是让他入土为安。
2006年10月19日，几位朋友相约，在北京昌平的德陵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愿他的灵魂在青山松柏中安息。
逝者如斯，生者苟且。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热爱生命，越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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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1）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童年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话，孩子可以插嘴，这就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六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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