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前往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宁城县医院的周院长，一位是司机小胡。前者是蒙族人，却是文质彬彬；后者是汉族人，却是彪悍魁梧。我问同行的这两位朋友：“从前可曾来过这里？”
周院长说：“和你们一样，这是第一次来。”
“从前一直没有来过。”小胡也说。
置身于这几近无人的美景中，忽然觉得自己被文明的绳索捆绑得太紧、太久了。如果像这样一直地被捆绑下去，许许多多从蹒跚学步时就开始萌发的理想，恐怕要被沉积成坚硬的化石，永远失去鲜活的生命力了。
于是，心中涌起某种愿望。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快要变成化石的亲和而自然的渴望。
渴望在沙滩上奔跑，脚下如飞，耳边生风，双手捧着一把被湖水浸透的好心情，一直跑得精疲力竭；渴望用最放松的姿势仰面朝天地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悠悠，嗅绿草芳香。
如果依然在都市，在你想跑起来的时候，有一片可供你自由奔跑的土地么？在你想仰面的时候，你的心能朝天么？你只能朝着水泥，抑或是朝着吊了顶的天花板。
逍遥自在地躺在玉龙湖畔的草地上，就可以仰面而朝天了。天很高，厚厚的云层却拉近了它与人类的距离。延展于天地之间，心灵仿佛得到沉淀和净化。也许，世界原本就应如此简约，人类原本就应如此单纯。
此时，这里没有院长，没有专家，只有坦荡纯真而又微不足道的自然之子。处在无人之境的人是真实的。平时沉默稳重的周院长开怀大笑，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早上还腹痛难忍、向人讨要吗叮林的眼科医生小马，此时心爽病除，快乐得像个孩子；几位年愈半百的老专家，更像是年轻人一般兴致勃勃。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如果说宠辱不惊是一种经过长期修养达到的睿智练达，那么宠辱皆无则是一种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返朴归真。
秋日西斜，辞岸登舟。依依回首，却见光洁细腻的沙丘上赫然留下一行行人迹。
上车前，小胡递过来一个工艺雕塑，小小巧巧的，竟是一只玉龙！“你刚才说你属龙，我寻思到了玉龙湖，得留个纪念。”他说着，便把那只龙雕连同一份沉甸甸的祝福摁在我手心里了。实在感激小胡的细心和善解人意。“谢谢！”我说，“我要穿一条丝带，挂在身上作吉祥物。”
美丽动人而又自由自在的玉龙湖，是我最应该来的地方。
春之祭（1）
历史有时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重演。
北京的春天一向短促。来自气象部门的权威消息称，二00四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春天之一。在这个转眼即逝的季节里，我和摄像师李楠滨废寝忘食地埋头于一项工作，连五一节都泡在狭小的机房里苦思冥想。承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专题片《生命》的制作，使我们在整个春天都在温故一年前的SARS。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编辑第五集——《苦难与幸福〉。看着显示器上地坛医院ICU主任郭利民身着隔离服的画面，听着回旋在耳边稍嫌嘈杂的同期声，李楠滨突然脱口而出：今年不会再有SARS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边盯着屏幕上的郭利民，一边心说楠滨这家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于想象了。
晚上快9点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档王玲发来短信：“看电视新闻。”我赶紧抓过遥控器，豁然听见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宣布：“北京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时方知，这条新闻在一个小时前已家喻户晓。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那天，我的第一篇关于抗击非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登。午夜，中国青年报记者袁晓路通过网友找到我，要求转载发在网上的《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这篇记录医疗队出征的短文，翌日发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获得北京市抗击非典好新闻一等奖。
二00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三月三日，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耳日；随后开始关注两会医疗服务；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一连五天的系列直播节目在业界激起涟漪；四月八日，筹备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二00三年，我们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册上镌刻着新一圈的年轮。
就在不知不觉中，凶险的SARS悄悄推开了中国首善之都的大门。4月中下旬，北京形势急转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总值班，我接到眼科张风教授的一个电话，她说：“我想和你聊聊，提供点素材，这几天我总是被感动。”
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没能挤出谈话时间。由于发现本院职工感染SARS，眼科、急诊科相继被整体隔离。开完早交班会，我在电梯前挡住张风，就在等电梯的几分钟里，听到医疗队员们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并由此而记住了她们的儿女：丁宁、陆燕、刘月明——那些我不熟识的年轻人。
五月初，传出正在隔离的同事集体发烧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顾不上回家的工会主席滕秀琴走进我办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声：“这么多人发烧，要是再有人感染怎么办？”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虑，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鼓励她，也鼓励自己：“别人可以脆弱，我们不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坚强！”那一刻，突然想起《国际歌》中的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年轻的同事们拼搏一线时，我只能更加奋勇地敲击键盘，留下一段段纪实，刻出一道道印痕，把我们的内部报纸当作《挺进报》来办。
一篇篇来自隔离病区的报导，需要迅速录入电脑，才能赶得上两三天出一期的院报。正在焦急，心理科医生赵晓琳主动助战，她在交来自己稿件的同时，一个周末就为我们录入数万字的文稿。
一份份连夜编校，匆匆印刷的院报，带着我们饱满的激情，带着我们的殷切的企盼，带着油墨的芬芳被送到隔离病区，送到医疗队驻地，祝愿战友一路平安。
编完最后一组SARS主题的来稿，已经是盛夏。笼罩心头两个多月的阴云终于散尽。和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样，二00三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格外美好的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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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祭（2）
春天过去是夏天，秋逝冬临，就又是一个新年。
我们以为一切都成为历史了，我们以为已经和“非典”说再见了。不承想，连一年都不满，SARS就迫不及待地卷土重来。
二00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几乎是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在同一会场，我们再一次聆听防治SARS动员报告。而和去年的焦虑与惶恐相比，经过砺炼的同事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冷静与信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典”疫情只是我们每天所接收的无数信息中的一个，它已经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只会让我们感觉到防控工作的重大责任。
从四月二十二日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最后一名“非典”患者出院，北京七名“非典”确诊病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人受到感染。
六月一日，北京市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撤消，卫生部停止零报告，我们也完成了《生命》最后一集的初稿。作为这部专题片的总编导，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送走又一个春天，夏天的北京一年比一年更好。
此处不胜寒
其实，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在人类征服疾病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早已饱尝了此处不胜寒的孤独。
这些天特别忙，下班晚走了一会儿，突然接到一位报社朋友的电话。她说，“心里特别扭，想和你聊聊。”原来，朋友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采访回来，同事见了她，有意无意地躲着，像遇上瘟神，连吃饭都没人肯和她坐一桌。
“平时关系都挺好的，关键时刻，人情竟这样不堪一击。”她觉得很寒心。
当时我正赶着摘编张积慧的日记，准备用在自己的《院讯》上。那篇日记令人感动不已，一边摘，一边在心里积攒起一腔悲壮。
其实，那几天我心里也挺别扭的。
自四月份以来，“非典”肆虐，全世界的人都怕沾染这种恶性病毒。一位同事说，老公单位最近不让他上班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人家规定，爱人在医院的，要‘隔离’，怕给别人传染。”另一位同事，孩子学校的老师说：“你妈在医院上班吧？那你明天就别来学校了。”弄得孩子十分伤心，做母亲的有苦难言。
“别人躲医院，我们往哪躲呢？”我想。
既然朋友心里有结，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儿，从“萨斯”到萨达姆，从防治“非典”到美伊战争，海阔天空，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近一个小时。
我对朋友说，医院里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已经有几十位熟悉或不熟悉的同事被抽调防治“非典”了。比起在隔离区工作的医生、护士，我们离病毒毕竟还远。他们并非不害怕，而是想怕也顾不上。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有病人、有疫情、有灾害就得上，长期训练出来的职业反应，容不得他们有半点的犹豫和退缩。
他们才更能体会到此处不胜寒啊。如果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变成白衣天使的孤军奋战，我们还有希望获胜吗？
危难时，最能显露人的本性。每当看见那些可亲可爱的同事，我都难以抑制地激起想写他们几笔的冲动。
护理部主任这几天眼圈总是红红的，一线需要大量护士，派谁去她都心疼，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她们，不能让一个姐妹在工作中被感染病毒；
一位科主任提起年轻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