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美工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禁地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透露了我的知青身份，引起主人的热情与好奇。茫然地随大家上车，凝望窗外，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落入视线。
咸阳耽搁半天，日程变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勘察直播现场，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的园子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四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一样的高鼻梁，深眼窝；一样的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更酷，要是在张艺谋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父子俩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说是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宾主相互敬酒，我却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记者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县，这个节目只得被忍痛删除。善解人意的市卫生局司机小马问我：“你是不是真想回村？”我说“当然！”他推开碗碟，一腔丈义：“那咱走，我送你！”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二十五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汽车沿着延河蜿蜒北上，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昔日千倾田川已经变成长庆油田的一个福利区，一条整齐的街道，一栋栋漂亮的住宅楼，猛一看竟以为是都市。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乡巨变，河流改道，好容易才找到看上去面目皆非的村口。
正是晚饭后，一群吃饱喝足的后生蹲在村头的树下抽烟闲聊（陕北少年多早沾烟草），见了生人，脸上堆着好奇。我走上去挨个问：“你大（爸）是谁？你妈是谁？”听见熟悉的名字，赶紧说：“快叫他们，就说北京来人了！”后生们即刻跑得没了踪影，我在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引导下，攀上半山腰，寻到当年的大队书记杜修明家。
远远看见杜修明的婆姨颤巍巍地在窑洞门口簸粮食，她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苍老了许多。我上前叫了声大嫂，那婆姨愣了一下，盯着我像看外星人。我忙自报家门，说：“不认识了？”她辨认半晌，才一把拉住我，眼里流下泪来，头一句话就说：“你咋老成这号了！”杜修明寻声出来，脸上表情惊愕，慌得把我往窑里让，一家子儿子、闺女、媳妇、孙子，围了半屋子。大嫂二话不说，从衣柜里捧出一个衣衫褴褛、胳膊用铁丝栓着，鞋只剩一只，脸脏兮兮的塑料娃娃，说：“你看，这还是你给我们女子买的！”那一瞬间我吃惊之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杜家女儿小时候极漂亮，很招人喜欢。我工作不久，一次杜修明来西安，一个月只有十八块津贴的我买了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托他回去带给他女儿，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将一个玩具娃娃保存到现在，那得要怎样的上心啊！现在杜家女儿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我想，应该再买一个娃娃带来，要最时尚的那种，送给她的女儿！
回延安（3）
忙着春种的男人们陆续收工，当年的玩伴来娃、喜明、大莲和娃儿等闻讯赶来。彼此相认，大家十分激动。陕北有早婚的习俗，三十年前的小兄弟小姐妹，如今都当了爷爷奶奶，个个孙男弟女绕膝，关心地问我“有孙子了没有”。我说：“惭愧，哪有你们人丁兴旺！”当年响应晚婚号召，仅生小女一人，还在念书。平时以为自己还不老，谁知已到了该抱孙子的年龄。一一问起惦记着的老乡，闻知有的过得还好，有的年龄不大竟然已经故去！来娃说老村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大部分人搬到了几里外的新村，因为不知道我来的消息，所以就通知了老村的几个人。没能见到更多的乡亲，是我这次回村最大的遗憾。
第二天从富县回延安，来娃竟在宾馆门口等我，要请我吃饭。他说庄稼已经种上了，他比别人动手早，否则大家就都来了。“节气不等人，你咋不多住些日子？”来娃真心地挽留。我说公务在身，以后一定再来。来娃告诉我，现在粮食吃不完，手上也有了活钱，家用电器基本置办齐了，还安了电话，“请你在延安最好的饭店吃饭都吃得起！”他得意地说。“算了，吃什么也不如请我吃‘肉夹馍’！”我回答。来娃还说，他和喜明、娃儿商量了，“等什么时候闲了，相跟上逛趟北京，看你们去！”那口气，再不是当年那个填不饱肚子、因营养不良不肯长个儿的大嘴后生。分手时他给我留了家里的电话，居然是国内直播。
短短几天，去了延安、富县和志丹县，汽车在绕着山峦沟壑的盘山公路上奔驰，那山，那水，那人，无不令人心动，也感慨多多。虽然日子比从前好过了，但当地百姓依然贫困。
说句题外话，今年5月同事带团访问延安，接待单位恰好去年接待过我们，还讲起“某老知青” 寻访延安的故事在当地留下一段佳话，也是我与延安不解的缘分。
回北京后给来娃打过一次电话，是他儿子接的。我说：“告诉你大，照片洗出来就给他寄去。”用傻瓜机拍的照片谈不上艺术，只证明了到此一游。把它拿给同事和朋友看，说起回延安的感想，不管人家爱不爱听。特别是跟前两年回过村的炕友聊起来，更是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像祥林嫂，觉得留下了无数遗憾：遗憾没有来得及去新村见更多的老乡；遗憾没有重游远近闻名雕有佛像的“石窑”——我们村就是以它而得名的；遗憾没有再爬我们当年劳动必经的“大高坡”……
三十年难以割舍的知青情结，就这样又被重重地勾起来，我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于我心灵的震撼。有遗憾就会有向往，有向往就会有行动。
还想再回延安——也###年，也许后年，也许再过几年！
后记：这是一篇旧作。自2000年回过一次延安，又是好几年了。前年，当年村里的几位后生——现在已经做了爷爷，真的相跟着逛了一趟北京，还千里迢迢地给我们带了小米和红枣。我们请老乡在便宜坊吃了一顿北京烤鸭，着着实实地热闹了一晚。这篇文字，聊表春节前我对乡亲们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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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鹰击长空（1）
如果回忆往事像咀嚼一个放得发硬的果味面包，那么怀念“鹰击长空”的日子就像品味其中的果仁。前些年，我刚刚学会上网的时候，曾在网易社区寻亲访友布告栏里发了个启示：寻找“鹰击长空”队友白洁凌。
我所怀念的，是一支叫做“鹰击长空”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是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四五岁时，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痛并快乐”的时光，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要寻找的白洁凌，奔儿头，圆脸，有一个和她长相贴切的外号：白猫。她是我在“鹰击长空”最早熟识的朋友，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因此我坚信，只要找到她，就能找到所有的人，好比长白山上的桔梗，只要找到一两颗，就能挖出一大箩。
那年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不久，每当走到当年宣传队活动地点少年科技站附近时，就会想：不知白洁凌和那些队友们在哪儿？
发布网上信息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对方让我猜猜他是谁，我猜不出来，但知道肯定是老朋友。
“我是林东啊！还记得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很遥远。
“林东？记得，当然记得！”我大喜过望；在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喊道。原来，这位当年宣传队的重要人物之一，现在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很巧，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他的学生家长，一次闲谈中，无意夹带出我，于是接上了关系。
我想，因特网还不如人网，网上寻人，我只收到一封来路不明的邮件，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天知道是谁，又在哪里等我！而茫茫人海中，不知怎么就能碰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销声匿迹多年、我以为再也无处寻觅的林东就这样忽然从天而降，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的老话。
为什么我们当年有幸相识？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编织出怎样的人际关系网，全凭一个缘字啊！
“文革”期间，我是因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参加宣传队的。在我印象中，“鹰击长空”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队员们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两年中，始终保持着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队伍，成员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岁，全是在校中学生，后来被称做老三届的那一茬人。
当年，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别、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队里朝夕相处，尽管许多人家被抄、父母被关押，但我们咽下痛苦和烦恼，每日排练、演出，闲时打闹嬉戏，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那时候我们最喜欢互赐外号；拉手风琴的郑国安被称为“兔子”，这本与我无干，却一直代她受过。附近的小孩不知为何认我为“兔”，每当宣传队外出，一群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