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常熟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这个本地人口104万的县级城市，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各金融机构存款超过800亿元，高居江苏全省各县之首。“这些指标证明常熟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位官员说，“在常熟，全市平均每户拥有一辆私家汽车，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老板。”
常熟的经济是“全民老板经济”，这个“全民老板经济”依托的正是常熟招商城的磁性力和辐射力。据常熟官方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市场在2006年实现成交额306亿元。“其实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我们的服装城是个批发市场，如果算上从这里批发出去的货物的终端成交额，我们每年为全国市场的贡献应在1000亿以上。”常熟人这么说。 。。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16）
这个估计其实也是保守的。有位专营西北运输线和俄罗斯市场的客商向我透露，他每年从常熟市场批发的货物大约在15万件以上。作为中间商，他每件获利在10—15元之间，而他的后端还有两个中间商，他们的利润也跟他接近，也就是说，从常熟市场上批发出的每件服装假如是50元的话，真正卖到末端消费者手里的应是150元左右，如此估计常熟服装城对国家的贡献应超过1000亿元的GDP肯定是少说的，因为在制成服装前的加工和原料阶段还有至少两至三个利润环节。
常熟服装城的书记告诉我，现在这个市场带动的就业人数约50万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外地人中浙江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都说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育最完善的地方，但浙江人则更愿意到常熟服装城来做生意，或者在这里生根落户。这是为什么·
浙江人的回答是：常熟的风水和纺织资源优势是浙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比的。
杨岩锡，浙江温州人。他15岁时到上海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听说常熟招商城生意好做，于是把所有积攒掏出来在这儿租下三个摊位，宽不过15米，杨岩锡起初卖的是袜子，后来有钱后也批发服装。又过几年后他自己搞了一个叫“洋蕾”的服装品牌，去年他的“洋蕾”牌服装一年就销了5000万元，而且获得了国家免检产品称号。靠常熟招商城“发”起来的杨岩锡说：常熟现在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不仅早已把全家人迁到这里定居，而且先后投资15亿元和18亿元建了一个“九龙国际尾服市场”及一个物流投资公司，他说他现在的目标不仅自己每年要赚回一个亿，更重要的作为一名“新常熟人”，要为常熟服装城贡献“绵薄之力”。
“只有把服装城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的事业才能越来越红火。”常熟服装城的几万个老板，几乎都与杨岩锡怀有一样的心思。我知道，因为杨岩锡的成功和榜样的力量，他在温州老家的瑞安现在有500多人到了常熟服装城来做生意。
“常熟服装城不仅仅是常熟人的，光我们浙江人在这儿为生的就有20多万人。”一位浙商告诉我。
呵，这就是一个市场的力量！
然而所有上面的这些内容我们仅仅看到的是市场的中心区域的景况，常熟的市场何止是一个“服装城”。常熟的市场遍及每一个乡镇与村落……
第3节烽火小市，燎原天地
我几次对我的朋友说，在我老家的地盘上，我何家就有一个“市”。朋友们都不相信，说我吹大牛。这也难怪，说到“市”，人们常常会把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搬出来。其实中国人最早对“市”的理解并非像现在大家所认识和了解的城市概念。
《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市”的概念，乃是“集中交易”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市”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行政区域概念，这是一种并不十分准确的演变。行政区域式的“市”，事实上仅为一个“域”而已。城市城市，只有有了城、有了市之后才可以称做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名称的应用上，习惯用方块字的中国人，总比用*式文字的西洋人更聪明些，并且恰如其分地用上了。早在三四千年前，古代的中国就有了“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的“市井”。秦汉时还列了一系列“市籍”、“市规”，那些有“市籍者”除必须向国家交纳税金外，在国家需要时还要从事劳役和征戍。汉高祖更明确规定，凡有“市籍者”（经商人）不得坐车、穿丝绸衣服以及携带武器，后来又规定商贾子女不得做官。瞧，我们的祖先就这样聪明地意识到官商是不能同坐并行的道理。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17）
还是说我们言及的“市”吧。
古人把“市”定为人与物聚集和交易的地方，这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极有现实意义。至少它从这样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它不能局限于在那些用砖墙固定起来的工厂、城市，而应当在所有可以形成物品交易的地方建立起相应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
历史上商贾云集的苏州大地，十里一市，市市相接，形成“井”字框架的区域经济体系。
我出生在常熟下面的一个叫“何市”的地方。何市也叫何家市，就是我们何家的市呗。何市其实是个小镇，我记得小时候的何市就只有一条街，从东到西大约四五百米。我们何家有市是我祖先的功劳，据说“何家市”在四五百年前叫桂家市，但打我祖先到了这个地方后，凭着何家一帮人勤劳和智慧，没多少年就击败了桂家，连同地名一起改成了“何家市”。
何市从此成为常熟的一个正式地名。解放后设乡、设镇时都管它叫“何市”。
像这样以家族和姓氏称呼的“市”在我们常熟一带比比皆是。其实这里的“市”即为北方的集市概念，但你也不要小看了这样的“市”。离我“何家市”不远的“张家港市”现在名气挺大，二十几年前也还只叫“杨舍镇”，无论从历史悠久和名气角度讲，张家港也难与我们“何家市”相比，可现在人家张家港市不也名扬四方·
不能简单地把类似“何家市”这样的“市”硬说为商贸集市。中西部地区不少干部曾经到过苏州一带，他们领略过这里的一些小市的情况，最后的结论是：苏州区域的乡镇小市，论行政级别与其他地方一样是国家最底一级，但这些乡镇小市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同内地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相提并论，甚至有的远远超过。
常熟乡镇小市的经济繁荣在苏州更具特色，它们如繁星拱月般照耀着服装城市场，并使之更加明亮皎洁。
海虞镇，常熟北边的一个经济重镇，是由过去的王市、福山和一个农场合并而成的新乡镇，全镇户籍人口9万，外来人口也有近6万人。2008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70亿元，财政收入75亿元。相当于西部地区的一个中等地区级水平。
海虞经济靠的就是服装业，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赞誉海虞“江南小镇，衣被天下”。走进海虞，你会发现在这个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哪里的村头巷尾，到处“但闻机杼声”，又到处都是“商贾云集地”。
“9万户籍人口中，有46万人从事服装业。你想想，除去囡囡和老人，还有几个不是在做服装生意·”海虞镇的一名干部给我讲述：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以王市“秋艳”和“红杉树”为代表的著名服装企业为龙头的带动下，海虞一带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羊毛裤、羊毛衫基地。现在在海虞工商所登记的服装加工个体工商户约1200多户，全镇拥有织布机2万余台，平均每两个劳力拥有一台织布机。这些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家庭织机，年产毛衫毛裤约1亿件（套），这个1亿件（套）的服装产业，使得这片土地上汇成了一个繁荣而强大的乡间市场……这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摸不着的，因为每个海虞人都可能是老板，又都可能是商品的交易者。只有到镇上的汽车运输站看一看，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乡间市场的巨大和富有活力：汽车运输通往全国各地甚至直通俄罗斯、伊朗等国家，4100多名专业运输户每天忙碌地穿梭在村头巷尾…… 。。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18）
一个小镇就是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就有一个特色产业，一个产业就富足了一方百姓，这是常熟市场和常熟经济的特有模式。
有人说，常熟服装城是个“聚宝盆”，因为它获得的效益不仅仅是服装城自身的每年三四百亿的销售额收入，更可喜的是在它的带动和辐射下全市十几个卫星乡镇的服装业蓬勃发展。对此像海虞、古里和辛庄的乡镇们并不服气，他们认为，常熟服装城的效应和光芒，是由他们这些乡镇特色服装产业烘托出来的。
“没有我们这些‘中国毛衫名镇’、‘中国休闲服装名镇’、‘中国羽绒服装名镇’、‘中国纺织产业特色镇’，哪有常熟服装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繁荣景象·”常熟乡镇的百姓这样说。
这样说的道理是明摆着的，然而处于全国服装批销中心市场的常熟服装城，它的独具魅力同样不可否认。“大市场和小市场的互动与相互促进构成了常熟市场经济的全部面貌和生动局面。”政策研究学者准确地总结了这一现象，并认为：一个中心大市场的形成，在更多情况下则会对周边地区和相关产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支塘是常熟下面的一个镇，我老家何市现在划归在支塘镇名下，“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就是支塘人。支塘在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几百年前太仓县城的建立和后来上海建市都有这个小镇的特殊贡献。支塘现处在常熟和上海的中间位置，新建的一条高速路和原有的204国道横穿支塘境内。古时黄道婆向苏南民女们传授织布技术时经常路过支塘，一百多年前的现代纺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