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杂家，什么书都看，确实吸取了鲁迅拿来主义的精髓。他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很多知识，当他飘洋过海打道回府，从资本主义重新投身到社会主义的怀抱中，却没有像鲁迅那样张扬，剑拔弩张，做文字的叫嚣状；相反，他无精打采，满不在乎，淡然而从容地面对现实的压抑，苦闷，做作，矫情，荒诞，滑稽，茫然，紧张，扭曲，悭吝……。目睹新时代的怪现状，他依然照单全收，不论你是什么主义，什么团体，什么体制，什么规范，什么管理……，诸多问题，诸多事实，仿佛与他无关，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
他没有鲁迅那么郁忿的性格，那么义愤填膺的革命情结，也没有号动文化革命的魄力和风发意气。他的文化理念是自由，精神基础是独立，人文面貌是理解，生活态度是宽容。
王小波是文化的性情中人，他不可能悖离文化，就像酒鬼离不开酒精。他批判是因为他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有责任，但他不狂卑，不癫痫，不冷漠，不蛮横，不狭隘，不狷介，不傲慢，不叵测，不压迫，不禁锢，不断然，不狡狯，不油滑……。
他敏感，多情，善解人意，否则，他的作品就不会那么令人耿耿于怀，割舍不下。他思维另类，思想诡谲。但他不是鲁迅笔下留着辫子携着一根“文明杖”的假洋鬼子。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也不是奸邪之人，他坦荡，自如，以致没有进入任何协会，没有挂靠任何单位。他被剥离了，好象真空中的文化人。但他更真实，他的真实是用作品，是用人格，是用精神，是用骨气……彰显的，所以，他更感人，更令人记忆犹新，难以磨灭。
像他的人一样，他的语言平淡，但不缺乏精神的凌厉。仿佛她没有归属感，但他不失独立的人格，因此，他人性的魅力征服了读者。人们用心和他交流，而不是世俗的矫情，和华而不实的问候。他用作品和读者对话，让人们更多地体味到人多元的美；体味到生活的简约，平和，曲折，多舛……
人们因为他的作品，忘记烦恼，审视自我，观照社会，发现心灵……。因为他的作品，人们寻找到了精神的慰籍，理解了现实的原意，会意了可望不可得的幻想，舒解了紧绷的心怀……
王小波是自由的文化符号，是孤独人的心灵挚友，是纯洁的学者，是静寂的作家，是含笑的冬季寒夜里温情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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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眺望
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由于我的家庭性质不好，可如果放到现在，应该说还不错，因为现在人都巴不得说自己是贵族。我父亲那时把他的民族改成了汉族，因为他怕死。我的小姨成天闹着要革命，革家里的命。以今天的观念，她是另类，绝对的叛逆者。划清界限是她当时满脑子的决心，终于，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跑到了北大荒，当上了她自以为高尚的革命者，一颗红心算是向着毛主席了。她的行为很像《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老鬼，疯狂地抄自己家，把杨沫绑起来，穿过越南边境，押回来，又到内蒙当知青，整天折腾；只是后来老鬼好像出国了，他的小说《血色黄昏》（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我原来有一本，很喜欢。
我的母亲，每天上班提心吊胆。据说滨城有个红旗团（该名字记忆不清待查资料确定），常常开着装甲车在街上晃，时不时来两枪。在梁晓声先生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书中可见痕迹。我母亲那时住地下室，总觉得有一天，子弹会落进家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预备开辟三线建设，把重工业迁到西北西南，避免战争毁坏。于是为了避乱，也是逃命，我父母远离了滨城，把我的家人都抛弃了。
我的家族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姥姥不厌其烦地制造小人的结果，在她做这件伟大的事业时，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天崩地裂。当有一天，据说从北京高层由暗道偷偷给她传来一个消息，要对她这样的家庭进行审查时，这个少数民族“老妖婆”险些吓破了胆，于是土地也不要了，拖家带口跑进了滨城蜗居起来。
以前我常常奇怪，为什么我的母亲会义无反顾地逃跑，不和我的家人住在大城市。后来我明白了，她不跑后果很难预料。我的母亲是家里女孩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没出息”的一个。如果没有什么革命，她可能是最容易养尊处优，享受安逸生活的人。可惜，她嫁给了一个比他还“好吃懒做”的男人，仅仅因为那个男人有点姿色，我母亲在没经过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动了春心，和他好上了，然后又经不住这个“贪生怕死”的男人的怂恿，抛弃我的外婆，和那男人从滨城逃之夭夭。
我的爷爷是个私塾先生，我的父亲从不和我谈起他，我只是从照片中欣赏过他的一些慈祥。我父亲对我祖父的讳莫如深自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永远属于历史。我父亲一生想加入共产党都没能如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始终没弄通共产党的各种关系。我父亲不会耍滑头，只知道到处乱跑，为人家卖命，干了一辈子，也不敢说自己干的是革命工作。
我从小住在一个大院里，许多比我大的哥哥们，都下乡插过队，其实都是瞎胡闹。我小的时候，没见过什么大字报，因为逃出了是非拥挤的城市。我们的大院，好像桃花源，周围种满了桃花，每年春天都姹紫嫣红。那时，除了五月爬到槐树上吃槐花，我还吃过蝗虫，知了，青蛙，鳝鱼，蛇，泥鳅……，这些算是不错的肉类食品。主食印象最深的是窝头，现在还算高级食品了。那时家家基本都养鸡鸭鹅之类的禽物，这在城市里都不敢想象。所以我父母为了享受安逸，逃避革命算作对了人生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我们一帮小兔崽子，欢蹦乱跳地跑到这世界上来。
我小的时候穿补丁打补丁的衣服，最另类的就是屁股上逢的白线一圈又一圈像靶子一样赫然夺目。现在如果还能找到这样的衣服，估计不是文物，也算得上是时尚。
我应该是后文革时代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文革真正印象是1976年1月8日，那一天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与世长辞。不知为什么，在我打下这几个字时，我的眼泪总在眼眶中旋转，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已经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现在我的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几乎……。常常，我的魂总萦绕在那伟人的身边。在我孩童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一间房间，我看见一些阿姨在默默地制作白色的纸花，她们的神情哀伤。在我靠近她们的时候，哽咽啜泣弥漫在她们周围，后来低低的抽搐变成了滂沱的恸哭，我被这情景震撼，于是成了我永远的记忆，烙在我的心屏上。
那一天，我的胸前也戴着一朵小白花，为了中国亿万群众敬爱的人。
中国最后一代大儒梁漱溟是个不随俗，不趋时，不媚上的耿介之人，他敢跟毛泽东对着干，向来黑白分明，从不做墙头草。他在谈周公时，唏嘘不已，给了周最高的评价：一代完人！
每个人的周围都会有小人存在，无一例外。我很不愿意和我的同龄人谈话，我的朋友基本都比我的年龄大，甚至很多。因为我的同龄人，可以说都不学无术，就算有大学的文凭，也只是技术的奴隶，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贪得无厌的占有社会的富裕资本，贪婪使他们的本性越来越现实。而我却特立独行在精神的超然中，不入时流常常让我凸现高傲轻狂。因为我所执守的是内心的厚重，历史的责任，精神的独立。
我的师傅是湖南人，而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我的师傅毕业于湖南水利大学，学得发电专业。他不仅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老友，我们是忘年交，是他选中了我，在许多年轻人中。那时我是最不学无术的人，成天捧着本非专业书看，不拍马屁，不上窜下跳。他坐在我对面，总是乐呵呵瞅着我，还叫我先生。我起初无地自容，后来就不要脸的和他做起了朋友。那时他已经退休，被返聘回来。他先前是总工程师，因为和他在一起，我第一次荣获了很多流言。很多人红眼盯着我，奇怪我竟能听得懂他的南腔北调。其实听懂他的话，就在一颗心。心正哪有听不懂的哪。
我与我师傅应该是爷孙两代人，可他有时根本不像师傅，他还是作我的朋友最好，因为我们俩都有些不太正经，否则他怎么独独选中我，喜欢和我侃大山。
前辈都是一段望不到头的历史，我在他们的路上踽踽前行，心中总涌动着一份尊敬。许多时候，在静静的夜里，脑海中总有抹不去的印象在历史的风尘中漂浮，无论惨痛还是喜悦，都让我感动！
我在记忆的深处眺望过去，从不以为那仅仅是场戏。那深重的历史其实是种感情！
全然没有滋味
昨天是教师节，可我实在想不起该给哪位老师庆祝一下，不是因为我无情无义，确实在我的生活里能够影响我的老师寥若晨星。
我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一个企业自办的子弟学校离我家不远，我的兄长和姐姐都在那里受教育，自然命运不会给我特殊的眷顾，让我和别人有所不同。
我曾经上过两次小学，在同一所学校。第一次，我莫名其妙的被我母亲送进那所子弟学校，那时我根本意识不到学校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好像那时的天总是阴霾的，我很早就要去学校，似乎读书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的印象总被黑暗涂抹。这与我的心情无关，只是我确定无疑的记忆就是如此。
我在一个平房里上课，里面堆满了孩子，书读了什么一点都没有存在我记忆的脑海中，只残留一个印象就是乱。每一次下课教室里就充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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