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读书生活和他的广泛涉猎。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的侯先生却是一个很有文学见地，而且涉猎广泛的侯先生。他对《骆驼祥子》可以说是熟透了，他与凌子风导演谈起祥子和虎妞时，简直就像在说一个和他们相识多年的街坊或朋友。连这两个人物该在什么场合活动，以及吃什么小吃，花几个大子儿都耳熟能详…… 不仅如此，说起老舍先生的作品，侯先生竟如数家珍，篇篇都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正在给凌导演改编《月牙儿》，可以说整天都生活在老舍的作品当中，我竟然不知道《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处女作，而且是从伦敦寄回国发表的。是侯先生说起，我才知道和记住的。
第三次见到侯先生是在中影公司，即“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小礼堂。这次活动的内容，还是看老舍的影片。那天，侯先生来得很早。凌导演还没到，我怕冷落了先生，就主动坐在他的身边。我问他：“您还记得您在这儿给我们讲过课吗？”他用眼仔细看了一会儿台上说：“不记得了！ 我去过的场子太多，记不得了……”我说：“您那次真把人逗坏了！”我因当年学的是表演，说话有爱模仿的习惯，就学着先生那种既高且亮的嗓门儿，讲起当年的盛况来：“这相声，讲的就是说、学、逗、唱。这要论‘说’，谁说得最好？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这要论‘学’谁学得最好？ 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 不想，我还没说完，侯先生竟把我的意思弄拧了。他说：“不会吧！我怎么能这样儿说呢？这也不实事求是呀！不会！”先生说时，声音不高，也没急，但眼里却鲜明地流露出充满克制的愠怒。我这才告诉先生：“不！这是您在给我们讲相声的讽刺功能举的例子，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自高自大。”侯先生听了，脸上才又重新浮现出平日常有的那种谦逊的笑：“噢！那可能是我的现挂。这是我们的行话，意思就是临时抓的词儿。讲讽刺说别人儿不好，只好说自个儿。不过，我记不得了。”
侯先生的那次讲课恐怕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客座教师“上座儿”最多的一次了。
那是1961年，为度过经济困难，电视台经常搞“笑的晚会”。学校也要求我们表演系的学生学说相声和编写喜剧小品。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邀到我们学校去讲课的。在此前，学校曾请一位著名画家讲课，因事前考虑不周，将讲课地点安排在了这间小礼堂。结果，全美术系的同学虽都到齐了，但小礼堂仍显得很空荡，弄得那位画家不太高兴。所以这次请侯先生来，便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除要求表演系同学都必须来外，还通知了导演系也必须都来。但就这，也只坐满了小半场。然而，侯先生大约对艺术院校学生较少了解，所以一点没以为意。讲课时，仍像平时在舞台上一样充满了激情。但是，他讲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美术系的同学得知侯宝林来讲课，纷纷向老师请求前来听课。接着摄影系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术和摄影虽与表演无关，但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前来听侯先生讲课，说勉强，也不勉强。又过了一会儿，工程系录音、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的同学也来了。这就有点离谱儿了。其实； 与其说是学生想来，不如说是老师也想来，所以才有这样儿的结果：整个小礼堂就像平日看电影一样，坐了个满满腾腾。相声与侯先生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侯宝林先生二三事（2）
侯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他不是讲完一个观点，而后没完没了地去做推理和论证。他讲课也有论点。但每个论点都很短，一般就是他们行里的一句术语，甚至就是一个词儿。然后就对与他同来的郭启儒先生说：“咱们来一段儿，给他们说说……”所以，整个堂课几乎就是一次用演讲串起来的相声经典大荟萃。整整四个小时，全场一直笑声不断。 那天，侯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每讲一段，就要翻开他带来的小本子看一看，然后把每个段子之前那些铺垫都十分精练地说一下。等到该举例的时候； 就用他和郭启儒先生的表演来完成。那天，他涉及到的段子有《关公战秦琼》、《改行》、《戏剧与方言》、《戏剧杂谈》、《夜行记》等等。还有一些可以很好地说明相声的规律，但并不完整的段落，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喜剧有个规律，就是你把生活里正常的逻辑倒过来，观众就得笑。比方说：‘萝贝赛梨—辣了换！ ’你要吆喝成‘梨赛萝贝—甜了换’，观众就会笑。卖白薯都说，我的白薯赛栗子。没有一个卖栗子的说我的栗子赛白薯的…… ”“另外，巧，巧到出奇，也可致人发笑。比如卖豌豆……”他学道：“‘豌豆哩，多给！多给了豌豆！哎，赛过栗瓤儿—！’你的柳活儿再好，学得再像，观众也不乐。但你要说它是音乐，观众就乐了。为什么说它是音乐呢？您听它的曲子是不是‘ 223…223…12332…16122—’这就是巧。其实这叫卖声谁都熟悉，但你就是没想到它是音乐。我这么一说，观众就乐了。”……我们这样儿聊了一会儿；侯先生忽然说：“我好像有点儿想起来了，我是到电影学院讲过一回课……”
二
2002年，我应邀参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侯宝林诞辰85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大家的发言除赞誉他的艺术成就外，人们一再提起的地方就是他拜年和仗义疏财的事。这些故事每个都很感人，同时还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崇高人品。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贺健女士在发言中提到，她在到中央戏剧学院出任表演系语言教师之初，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苦恼，欧阳予倩院长就把侯宝林推荐给她。就这样，贺健便与侯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她就前往请教。而每次去，侯先生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使她在教学中获益匪浅，取得不小的成绩。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从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是，她却不曾想到，她接连好几年前去拜年，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原来，她去拜年时，侯先生早就走了。而每次他家里人的回答总是：他给别人拜年去了！
侯先生究竟是到哪里？又是给谁去拜年了呢？
全是他的恩人。
这就要说到他给老舍先生拜年的故事了。
在侯先生一生里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说到这里，就涉及侯先生一生的创作活动了。建国之初，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百废待兴的伟大时代。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当时我们党在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尚不十分成熟。极“左”的东西基本在左右着文艺活动的方向。相声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不应遇到的大劫难。
有一次，曲艺工作者下工厂为工人演出，但在演出中，有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热情很高，但却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互相占便宜的语言，让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关注。最后竟认为：“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因而得出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缔了。这一来不要紧，一下使得许多专靠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经到了饿肚子的程度。
为挽救相声于危难，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怎样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有困难。为此，他们想到了老舍先生。不过，他们又怕老舍不同意，因为老舍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他会帮我们写相声吗”？最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老舍。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见到他后，讲了相声界当时的困难处境。老舍先生马上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自己抗战时在重庆就写过相声，还说过相声为例，认为相声应该存在下去。侯先生等听了非常高兴，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只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 就这样，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改编出了《菜单子》、《文章会》等几个新段子。 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才又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相声救活后，老舍先生除给他们提出希望，让他们努力学文化外，进一步建议提高相声的品位，还将吴晓铃、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介绍给他们。侯先生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自打见过一面后，便“粘”上了他们，常年向他们虚心求教。而这两位学者，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后半生都与侯先生一道，长期地，而且是一贯地，倾心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并与侯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侯先生对能结识这样两位学者高师也深感荣幸，并对给他们牵线的老舍先生念念不忘。侯先生之所以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 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除因为当年老舍先生在救活相声方面给他们帮过大忙，恐怕给他介绍了吴、常二位大师和学者也是原因之一。对侯先生的大礼，老舍先生自然不能消受，所以年年都要上前用力搀扶，但每回都未曾拗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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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二三事（3）
对吴晓铃、罗常培也是一样。
三
侯先生的拜年，还有一点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