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依势标准不一，与个性不合时，才情的张扬就不仅是困难的并且是压抑的。侯宝林他们这一代艺术家最大的悲剧，就是虽努力一生却难以格致物理—那种愈趋愈变不可穷尽的理。不是吗？他的《种子迷》修改十一稿而竟未能通过，他的《再生集》虽然出版而未能欣然，这些正是他更张易弦从台前走至书案从事理论研究的心理原因之一。当然他不是消极地退却，因为相声的史论更等待他发轫进取—他也是相声理论的拓荒者。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10月
我的父母都是孤儿（1）
侯錱
上小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听到班里的同学嚷着要回老家，我就羡慕得不得了。待到开学，看见他们个个口袋里揣着城里少见的花生大枣白薯干儿什么的，更是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了。于是我就问母亲，我什么时候也能回老家。母亲的回答总是叫人一头雾水：“你现在就在姥家呢！你不是天天都和姥姥睡一屋吗？”我明白，我们的奶奶其实是我母亲的母亲，按理应该叫姥姥，但是，父亲定下规矩，只许叫奶奶不许叫姥姥，理由是姥姥没儿子。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老家”。
上初一那年，“文革”爆发了，一时间，“出身”变成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它是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金标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么。祖上越穷越光荣，贫农都不行，最好是“赤贫”。据说，只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才最坚定。因此不光是父母，还有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爷爷奶奶、父母的太爷爷太奶奶…… 总之，你家里上八辈子是干什么的，都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在北京西城区业余体校参加过一次批斗会，挨批斗的是一位摔跤教练，此人在南城一带久负盛名，门下的弟子个个英豪，但此时教练显然已经威风扫地。一个戴“红卫兵”袖标的学生指着他的鼻子问：“你们家是什么成分？”“你问的是我爸爸还是我爷爷？”看得出，摔跤教练文化不高而且为人很实诚。“啪！”一记耳光打过去，还是那个戴袖标的，大喊：“你他妈的少废话，中国猿人都是无产阶级！”至此，纸里包不住火，我们家的那点儿事儿，也让人给抖搂出来了—原来，我父母都是孤儿。
先说我母亲。我母亲王雅兰据说是天津武清县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小名就叫“秋儿”。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她母亲只得撇下她进城（天津）去当奶妈。母亲8个月大时，饿得皮包骨头，眼看活不成了，她父亲抱着她进城寻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东家轰出门外，夫妻不得相见。我母亲后来分析说，她娘可能是被东家给霸占了。老爷子急得捶胸顿足不知所措，就有好心人支招：“赶紧找个人家把孩子送出去吧，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就这样母亲被送给一家在戏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妇。
母亲的养母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白玉泉，1892年阴历十一月初一出生。家住北京东边的三间房，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地方，娘家是正儿八经的旗人。上面这张照片是我母亲5岁时跟着她娘（天津人管母亲叫娘）回姥姥家参加表哥婚礼时拍的。母亲的右边是她15岁大的表哥，左边是她19岁大的表嫂，前排是她娘和姥姥。
母亲的养母在娘家排行老大，做的一手绝好的针线活儿，全家人一年到头的衣服都指着她，因此舍不得让她出阁，倒是先把两个妹妹嫁了出去，直耗到26岁才给她找婆家。在那个年月；女孩十二三岁就有人来说媒了，26岁已经有嫁不出去的危险了。男方自然也是大龄青年，听说结婚时还瞒了岁数。就为这事儿，夫妻感情受了影响，因此婚后几年没有孩子。经热心人给撮合，也是为了积德行好，他们就收养了我母亲。这位养母还很开明，在我母亲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来，就连收养时母亲身穿的小衣服、一张写着母亲生辰八字的纸也还一直保留着。母亲遇到的这家，家境不错，算得上是小康，母亲还能跟着养父识字读书，后来长大学习京戏。只是养父的脾气不大好，爱发火，在后台，大伙都有点儿怕他，人送外号“咬牙王”。
我父亲可没有我母亲那么幸运，他的出身始终是个“谜”。父亲虚龄5岁时跟后来成为他舅舅的张全斌坐火车来到北京。据说，父亲是1917年农历十月十五酉时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张全斌是戏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辈子打光棍儿。他把我父亲带到北京送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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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孤儿（2）
据父亲的档案记载，父亲的养父侯连达、养母侯张氏。家住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实人家，转入民国，因无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渐败落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名义上是8口—奶奶、爸妈和我们5个孩子，实际上是11口，因为父亲每月还要支付他的舅舅张全斌，另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娘的生活费，尽管我们从小几乎没有见过他们。父亲对这个舅舅应该说是尽了全责的，一直到把他送进火葬场，回来时手里拎着几件老人随身穿过的旧衣服。老人对我父亲的出身始终讳莫如深。听母亲说，直到他弥留之际，父亲守在他的病榻旁恳求他，他也还是不肯透露半点。如果说老人有私心，怕我父亲找到亲生爹娘后不再赡养他，那么，为什么到他临终前还要保持缄默呢？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向什么人承诺过什么吗？所以说，父亲的出身是个谜，这个谜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父亲一生拜过三位师父，即：拉胡琴的颜泽甫和说相声的常宝臣、朱阔泉。据当时的报刊透露，常老师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倒卧”在北京背阴胡同医学院门旁；朱老师则暴病逝于1942年（详见侯一尘悼念大面包文，原载《游艺画刊》1942年）。因此，父亲后来多年尽孝的就应该是对其最为“严厉”的颜泽甫师父。又听说师父、师娘不是一家，也就是说父亲供养的不是颜师娘，而朱师娘直到“改革开放”前还在世，且由三个女儿赡养。那么，就此推理，父亲一直侍奉的师娘就应该是常宝臣先生的夫人—常师娘。
我想，我的父母能够走到一起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背景有许多相同之处—第一，他俩都是孤儿；第二，自幼学习京戏；第三，社会关系大都与戏班子有关。听说，父亲当年向母亲求婚，姥姥有点不乐意，倒不是嫌父亲太穷，而是嫌父亲已经有过两房妻室。听了父亲的身世，姥姥点头叹了口气说：“唉！咱们这也算是孤的爱苦的吧！”就这么着，答应了。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来自信的父亲一生惟独只佩服母亲，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2007年2月26日
摇摇篮的手（1）
侯錱
“The hand that rock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这句英文成语翻译成中文是“摇摇篮的手统治世界”，意思是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个女人在支持他。但要说起我父亲背后的这只手，就必须先从我母亲的养母说起。虽说我父母是自由恋爱，但没有她老人家的首肯，这门婚事也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父母订婚时，男方家长是我的舅爷张全斌，女方家长是我姥姥王白氏，当时双方订立了一份口头协议—因为王、张两家均无后，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要姓王，第二个男孩要姓张，以续王张两家的香火。可见，当时双方家长同意这门婚事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以牺牲两个儿子的姓氏为代价的，不可谓不苛刻吧？不过后来，这份协议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履行，估摸是解放了，人们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看得淡了。不然，我俩哥可能会一个叫王耀华、一个叫张耀文，那样，我们家就得唱《红灯记》了。
我姥姥（我们叫她奶奶）在我们老侯家是一等一的功臣，不光我母亲，就连我们兄妹也都是她老人家一手拉扯大的。王家收养我母亲时，姥爷王德山已经39岁，姥姥王白氏31岁。茹苦含辛，悉心培育，待到母亲20岁唱红能够挣钱养家时，老两口已然一个“知天命”、一个近“花甲”了。又两年，母亲总算可以自己“挑班儿”了，一家人跑码头来到徐州府。不想，好景不长，姥爷突发高血压脑溢血，在他60岁生日后的某个晚上暴病身亡。扔下孤儿寡母，流落异乡，顿时没有了主心骨。那是1944年，我母亲22岁，台上台下处处人见人爱。先是戏园子的老板，见母亲是棵“摇钱树”，便要她“卖身葬父”，硬逼着母亲和他签了三年的合同才肯拿出钱来办丧事。接着一个国军军官硬要娶母亲做填房，放出话来，只要同意，不论买房置地还是开买卖，老太太一句话的事。总之，软磨硬泡，外带24小时派人“保护”。老太太就一句话：“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不能缺德！”后来，有朋友托了火车站上的亲戚帮忙，母女俩连行李也没敢带，登上一辆即将发动的北上列车，逃回了天津卫。
我们兄妹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段“家史”教育。无疑，我姥姥觉得这是她生平干的第一件最明智的事。第二件，是她力排众议，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说相声的穷小子。在那个年月，虽说都叫“戏子、艺人、吃开口饭儿的”，同处“下九流”也分三六九等。唱京戏的在演艺圈里“拔尊”，就拿我母亲说，她在京戏演员里顶多算个二三流，但是拿的包银却是像我父亲这样蹿红的相声演员的三倍不止。姥姥能允许闺女“下嫁”，尔后不久，这个女婿又红遍了大江南北，且比亲生儿子还要孝顺，谁能不佩服这位老太太有“眼光”呢？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