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禄的向明玉不惜贞操和尊严，委身村主任以求得田浩禄发展的机会，最终与田浩禄结为夫妻，在田浩禄病态的折磨中含恨而死。而一心要替父赎罪的隔代少女郑菲菲一心要以嫁给田浩禄的方式对父亲给田浩禄的伤害进行补偿，使田浩禄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故事不是很复杂，但就是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受尽重重屈辱之后，时代的变迁给了田浩禄施展才华的机会，在企业改制中，田浩禄成功地上演了一场“蛇吞象”的大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给了他无数屈辱和伤害的制药厂，使他有了报复的机会和资本。
田浩禄的命运，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部分：抗争与报复。抗争的是社会，报复的也是社会。抗争的基本动因是爱情，报复的基本动因则远离了爱情。但田浩禄心底里要吃上商品粮成为非农户口的儿时梦想却随着社会的变迁变得渺小甚至无聊，使得田浩禄在报复成功后无法品尝到胜利喜悦。在与覃怡红的关系上，田浩禄表现出来的大度与宽容，仅仅是对覃怡红这个在时代变迁中失去一切优越感的弱女子的同情和一丝对于过去感情的眷念。因此，可以说，田浩禄强烈的报复心理没有被世事变迁发酵得不可收拾，人性美好的一面最终战胜了人性邪恶的一面。与许多文学作品中同类典型相比，他没有变得冷酷无情，他也没有被生活磨砺得更加刚毅果决，虽然在与向明玉婚姻中因为心理的变态曾经歇斯底里，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在生活境遇改变后依然很自然地从心底里生长起来。对郑菲菲的责任，对覃怡红女儿楚辛的关爱，对向明玉弟弟向明海的关照，都有着极强的温情。而内心深处的苦楚却默默地独自吞咽，没有因为发迹而堕落。这正是土家汉子生命基因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田浩禄这个艺术形象有别于其他艺术形象之处，就这一点来说，田浩禄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很成功的、独特的。
田浩禄的命运，是一代农村青年的命运；田浩禄的奋斗，也是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奋斗的缩影。在整部作品中，爱情是贯串全书的主线，覃怡红从出众到归于平凡，向明玉的痴情与忍辱负重，郑菲菲的单纯和清澈，与其他人物的心狠手辣，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整部作品从头至尾呈现出艺术的光亮，照亮了善良，鞭笞着丑恶，这是支撑田浩禄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最原始的动力，也是最终拽住他没有被生活击垮的原因，还是使他依然能够在走出困境后保持质朴的土家汉子本色的最根本因素。我想，作者把这部书以三个女人的名字命名，就是要向读者昭示这样一个道理：美好的东西最终是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
田浩禄的这种性格特征，是与他生活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出生于鄂西清江岸边那个偏僻山村的田浩禄，血液中流淌的是巴人祖先的血液，除了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着那种敢于承担、咀嚼苦难的特质，作者在整部作品中，用了不多的笔墨却极其精到地描绘了一幅精美的土家民族的生活图画，土家人的勇敢、善良、豪爽的性格熔铸在田浩禄的骨髓里。书中的乡村与城市，官场与民间，多种生活场景交替出现，使得整部书的行文摇曳多姿，为田浩禄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得田浩禄这一典型形象的产生有了坚实而又厚重的土壤。这也是田浩禄无法摆脱的命运。
但是，读完整部作品，我又不能不感到缺憾，田浩禄这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还仅仅局限于这个人物的本身，几十年历史的印记还仅仅打在田浩禄一个人身上，故事的叙述不是十分紧凑，矛盾的设置还不是那么扣人心弦。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认识的不足使得田浩禄这一典型人物身上缺少历史的厚重感，田浩禄在艰难困厄中以及在后来的商业生涯中，性格或者说思想的脉络不够清晰，许多矛盾的解决显得有点儿轻而易举，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视田浩禄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力度不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田浩禄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含量。这与作者在结构上采用的封闭式叙述方法有关，这样的叙述方法，很难使作者从具体的叙述中超脱出来，也很难使作者摆脱故事的束缚，从更高的角度去审视田浩禄，引导读者更多地思考，在思考和阅读中得到启迪。
在湖北诗坛有着较大影响的羊角岩（写诗时所用的笔名为刘小平），转型从事小说写作时间不长，就拿出这样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殊非易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学功底，已经使他初步展露出在小说创作上的才华。我们有理由期待清江水养育的这位土家族作家为我们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
（作者系土家族作家，湖北恩施市地税局干部）
刘大先：田浩禄的三十年
？
？？？ 羊角岩从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给笔者寄来了一本《红玉菲》，这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他写诗的时候叫做刘小平，当时被称做土家族乡土诗人的一员。
《红玉菲》是个很怪的书名，我花了两天工夫读完这本厚厚的书才明白，原来指的是3个女人：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这3个与小说主人公田浩禄3次命运转折点有着紧密关系的女人的名字。
这是一个讲述了因为身份歧视而一定要“进城去”的成长叙事，凸现出城乡结构嬗变中农民身份改变的时代命题，其间离奇悖谬、曲折起伏的过程足以让人扼腕叹息。
田浩禄是清江河边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土家族青年，与老师的女儿、同学覃怡红互相爱慕。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首先就体现在一纸户口上，田浩禄的农民出身使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困难。由于莫须有的“海外关系”，田浩禄无法被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之后又因为有私怨的村长马必贵从中作梗，与大学无缘。而有着非农户口的覃怡红却顺利地吃上了公家饭。田浩禄在内外压力之下，为了不拖累爱人，狠心与覃怡红分手，而她则在绝望中草草嫁人。
县制药厂招工，田浩禄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又遭阻拦。暗恋浩禄的向明玉在求情时，被马必贵强奸。田浩禄在制药厂勤奋刻苦、苦心经营，唯一的想法就是有一天转为非农户口。然而事与愿违，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出于感激和无奈，田浩禄娶了向明玉，但无法接受她失身这个事实。结果，向明玉在冷漠和虐待中难产身亡，给田浩禄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懊悔。几经起伏，田浩禄因为挪用公款帮助向明玉的弟弟而身陷囹圄。
出狱后的田浩禄偶然认识了记者郑菲菲，在她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重振旗鼓，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主。而郑菲菲原来竟然是马必贵的女儿，因为童年目睹过父亲的罪行而造成心理阴影，希望通过帮助田浩禄来为父亲赎罪。但田浩禄却依然深爱着覃怡红，将她和她瘫痪的丈夫、有病的女儿楚辛都接进城里，安排得井然有序。在经过楚辛的求爱、绑架等一些插曲之后，田浩禄的事业在经历新的机遇，他凭借发展少数民族医药的政策，成功并购了县制药厂，未来固然未知，但是前景充满乐观。
我们看到，时代的印记是如何地投射在田浩禄的身上。几经波折，“非农户口”总是如同一个无法抹掉的暗伤铭刻在他的生命之中。因为这个户口，使他放弃了覃怡红纯真的初恋，毁掉了幸福的婚姻，夭折了可能的爱情。直到最后，田浩禄的命运才出现逆转，在经过种种挫折乃至牢狱之灾后，终于在新的社会风潮中成为卓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
日光底下无新事，田浩禄的故事其实在古今中外都并不少见，远的很容易让人想到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或者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埃德蒙，近一点的是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刘庆邦《红煤》中的宋长玉，甚至是毕飞宇《平原》里的端方。只不过是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说的都是一个共同的母题：出身底层的有志青年，不甘于沦落潦倒的命运，想方设法往上走，追逐更为成功和精彩的人生，他们当然要付出比出身优越的同龄人更为艰苦辛酸的努力，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然而总不会平庸。一代一代，他们的故事给那些卑微的少年带来同情和鼓励。
因为有珠玉在前，《红玉菲》的人物与情节，就会让人觉得在似曾相识中并没有太多突破。这种洋溢着乐观主义氛围的写实之作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如果将其放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背景中，尤其是在从上世纪70年代到当下的中国30年发展历程之中，却可以发现其有意味的地方，那就是当现实主义题材与风格已经日益走上深入和反思的时候，缘何《红玉菲》依然还在书写改革开放的帕累托效应？
今年正是各种媒体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红玉菲》的故事主体也正是这30年。如果从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和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实情来总体考虑，就不会对《红玉菲》在主题上的“滞后”感到惊讶，那就是现实——对于现代化的向往、对于繁荣经济、振兴边区的渴求。田浩禄在由最初的一心想当一个有户口的城里人，到最后真正成了城里人之后却放弃了梦寐以求的非农户口，这个细节的刻画可以说是一个亮点，时代社会变迁的脉搏就潜藏在其中。某种意义上说，田浩禄30年挣扎的创业史就是清江边土家儿女在当代的奋斗史，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命运的一个缩影。
作者羊角岩是土家族人，因而在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带入了哭嫁、跳撒叶儿嗬等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婚丧嫁娶风俗，甚至在整体结构上都带有神话原型的特点。土家族祖先被认为是巴人，巴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