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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东西泛滥成灾，其表现之一就是将正规化作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判。部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混乱，只讲革命化，不提现代化，批判正规化，甚至连条令条例这些军队管理的基本章法也不怎么提了，部队的法纪建设长期止步不前。加上受地方“造反有理”等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部队思想松懈、管理松散、纪律松弛的现象比较严重，作风纪律状况大不如前。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很快便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进行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明确军队究竟要不要加强正规化建设。随着“左”的思想的消除，全军上下思想开始统一，我军正规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我军正规化建设成效最显著的时期。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以《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大共同条令为基础的、相当完备的管理制度，部队所有场所的管理、所有工作的安排、所有环节的控制、所有成员的行为，都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以日常生活管理为例。部队要求严格按照条令条例规范官兵行为，使之始终处于条理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状态。为此，部队建立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仅《内务条令》规定的日常管理制度就有：一日生活制度、值班制度、警卫制度、军官留营制度、查铺查哨制度、请假销假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点名制度、保密制度，等等。每一项制度展开后都包括许多具体细节。通过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军营生活时时、处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建立起相当正规的战备秩序、训练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为什么任何时候走进军营，都能给人一种整洁大方，井然有序的感觉？为什么有过军旅生活经历的年轻人身上，都有一些特殊的气质和良好的习惯？应该说，这与军队常年坚持正规化管理是分不开的。
70多年来，我军纪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绩，也曾走过曲折的道路。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企业管理者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法纪建设是组织的根本建设，正规化是管理成熟的重要标志。古人云：“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要建立有战斗力的组织，高明的管理者通常是从严肃法纪入手，通过建章立制，树立纪律的权威，为其他管理措施的出台创造条件。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当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些优秀企业也有类似经历。如张瑞敏刚到青岛电冰箱厂时，面对百废待兴、一团乱麻的局面，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13条纪律，其中包括“不准在车间大小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尔公司的发展也是从抓纪律起步的。
随着规章制度的逐步完善和落实，管理势必走向正规化。管理正规化是组织成熟的标志，不仅是军队建设需要，其他组织也无例外。企业也需要通过正规化建设，克服决策随意化、办事无章法等现象，不断强化内部秩序，以此来提高组织的执行力。实际上，一些跨国公司包括高科技企业，都非常重视向军队学习，建立严格的纪律和正规的秩序。如英特尔公司原高级副总裁虞有澄就表示，“有关纪律在庞大的组织中的作用，军队也许是最好的证明。每一天准时开始，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的武器随时保持清洁。事实上，士兵所接受的第一项训练就是纪律。原因很简单，在战争中，严谨的纪律是制胜的关键。在商场上，纪律同样重要”。
启示之二，纪律和秩序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应根据组织发展水平提出相应要求。在组织内部，纪律、秩序和正规化经常是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对应不应该提倡正规化管理，常常出现分歧。从我军历史看，必须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在初创时期，要防止脱离实际，照搬所谓成熟的管理模式，一上来就搞正规化；二是当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防止因循守旧，强调特殊，将游击习气当宝贝，否定正规化管理的必要。这两方面我军都有过教训。而要想防止这两种倾向，就必须深刻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说，一些东西“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
我军正规化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实际上，当前企业管理中也存在教条主义和游击习气两种倾向。前者主要发生在一些“海归派”身上。他们不熟悉国内小公司的运作方式，在制定管理办法时经常图省事，照搬跨国公司的一些做法，企图将正规化管理一步到位。其实，真正适用的规章制度往往都是管理者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的。这些规章制度积累到一定程度，又需适时加以整合，以实现正规化管理方面质的飞跃。后者在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缺乏在正规机构或大企业工作的经历，对正规化管理的价值认识不足，习惯于怎么方便怎么来，办事无章法，随意性很大，因而企业的管理水平一直得不到提升。
启示之三，要正确处理统一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纪律说白了就是画一个圈，规定组织成员不得跃出圈外，而在圈内则可以自由活动。这个圈怎么画，画多大，必须从实际出发。圈画得太大，组织容易失控，而画得太小，又容易影响下属单位及成员的积极性。从军队经验看，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重要方面统一制定管理章程，要求全军上下必须严格执行；同时允许各单位从实际出发，对本单位的管理作出灵活的规定。如毛泽东在《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所说：“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 241页。
企业同样存在维护纪律与保持活力之间的矛盾。不同性质的单位、不同类型的工作，对纪律和秩序的要求是不同的。综合性企业特别是大的集团公司，在制定管理章程时，必须注意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任何人不得违犯的管理“天条”，对外树立企业形象，对内把该管的真正管住；另一方面，要允许下属单位从实际出发，建立相应的制度，不宜统得过死，以致什么都管而又管不好。
启示之四，要特别注意防止形式主义。正规化管理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可形式搞多了、搞过了，很容易出现形式主义。进入和平时期后，我军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逐渐抬头，有些方面甚至成为一种顽症。从军队情况看，形式主义害死人，千万学不得。所以，部队各级领导常常说两句话：一是一定的形式还是需要的，二是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一般来说，在正规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应主要强调前者，因为不造成一定的声势，正规化搞不起来；而一旦群众发动起来，正规化建设步入正轨，就需特别警惕形式主义。
企业管理中同样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现在一些管理正规的跨国公司，其内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似乎并不比军队差。所以，从实际出发，防止管理不到位以及管理过度，也是企业管理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管理教育并重，建立自觉纪律
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一方面必须建立铁的纪律，命令必须执行，规定必须遵守，不得违犯；另一方面，纪律又需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
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是我军有别于其他军队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中通过思想教育培养起来的自觉纪律是基础。正因为我军的纪律建立在广大官兵自觉的基础上，所以才能真正成为铁的纪律。自觉的纪律是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真谛。
自觉的纪律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解决管理者不在场的问题，二是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三是可以解决关键时刻的表现。
自觉纪律之所以优于“棍棒”纪律，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礼。一般来说，君子都是“发乎仁，止乎礼”。只有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才能不折不扣地遵从礼仪的要求。
从纪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队通常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讲清建立铁的纪律对军队的意义，二是讲清纪律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三是讲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
纪律教育的方法，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守纪思想根基；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三是结合典型事例，开展随机教育；四是多种形式宣传，使纪律观念深入人心。
纪律一向是军队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分析古今中外军队的治军经验，可以发现两个基本套路：一是纵容。将领对部属特别是打了胜仗部属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难以避免，甚至以此作为犒赏部队、鼓舞士气的一种手段。史书中常可找到这样的记载：某某城池久攻不下，为激励士卒，将领在阵前允诺，破城之时，可大掠三日。二是强制。将领对违纪官兵给予严惩，靠加大惩罚力度来威慑士兵。西方一位很有名的军事专家说，士兵的勇敢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