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强制。将领对违纪官兵给予严惩，靠加大惩罚力度来威慑士兵。西方一位很有名的军事专家说，士兵的勇敢精神和纪律性，只有至少挨过50皮鞭后才会具备。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说得更绝：会带兵的人，能杀掉所属士兵的一半，便可威行天下。
我军初创时期，这两种带兵套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时部队成分复杂，直接带兵者大都为原来的旧军官，受旧军队影响较深，认识不到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纪律问题，认为只要官兵作战勇敢，把仗打胜了，纪律方面差一点没什么了不起。而一强调要维护纪律，所能想到的方法也十分简单，就是靠打骂体罚、军法制裁。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一方面必须建立铁的纪律，命令必须执行，规定必须遵守，不得违犯；另一方面，纪律又需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发扬优秀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要使指挥员真正懂得，革命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战士都是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朱德也明确提出，“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军队基层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丛书——民主和纪律》，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建军70多年来，我军正是遵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上述思想，来认识和处理纪律问题的。维护纪律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广大官兵真正懂得，铁的纪律是人民军队宗旨的体现，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从而识大体，顾大局，不断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把上级的要求、纪律的约束，转化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至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处处维护军队的纪律和声誉。也就是说，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是我军有别于其他军队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中通过思想教育培养起来的自觉纪律是基础。正因为我军的纪律建立在广大官兵自觉的基础上，所以才能真正成为铁的纪律。用叶剑英元帅的话说，觉悟性与纪律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觉悟越高的官兵，纪律性就越好。
自觉的纪律是我军的主要特点，也是我军维护纪律的主要经验。与外力强制下形成的纪律相比，这种自觉的纪律有三点好处。
一是可以解决管理者不在场的问题。纪律是对人的约束，常常有违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有管理者现场督促时，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一般人都会老老实实地按要求去做。可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时时在场，处处在场，更不可能一直盯住每个人。所以，维护纪律最难解决的，就是管理者不在场的问题。张瑞敏曾讲过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员工思想不通，你就是派10个人去管他，也未必能将他管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建立起自觉的纪律，便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什么叫自觉的纪律？不妨举两个例子。过去部队搞纪律教育，经常要讲“锦州苹果”的故事。事情发生在1948年秋的辽沈战役时期。攻打锦州战斗开始前，四野专门召开了政工会。会上罗荣桓政委特别强调了政策和纪律问题。他指着会场外的一片苹果林说，锦州地区出苹果，各部队要教育官兵，保证不吃人民一个苹果，不论是长在树上的，还是收获回家的，都不准动，就是掉在地上的也不准捡。按照四野首长的指示，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教育，将不吃群众苹果作为一条纪律，要求官兵严格执行。后来，部队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包括一些驻守在苹果园里的连队，主动将满地的落果捡起来，一个个码放整齐，可就是一个不吃。战地记者报道了这件事，这件事也给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仍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辽沈战役中。部队打下沈阳后，某部8连占领了火车站，正赶上轨道上停着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列车。连队还要执行其他任务，便留下战士张庆山看守。由于只有一个人留守，张庆山不便离开岗位，饮食就成了问题。无意中他发现，列车上有许多军用饼干。饥寒交迫之中，张庆山本能地拿起一包，可突然想到战役打响前连队进行纪律教育，要求不准随便动用缴获物资，于是便将饼干放回了原处。就这样，张庆山在车站守护了整整三天，渴了就吃一把雪，始终没有动用列车上的任何东西。直到三天后，部队派人到火车站查收战利品，张庆山交代完任务，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件事虽小，却是人民解放军自觉纪律的缩影。一位普通的士兵遵守纪律自觉到这种程度，部队建立铁的纪律还能有什么问题？！
据笔者所知，现在企业管理中最难办的，也是领导不在场时怎么管。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必须盯着员工干活。领导在位时，公司一切正常，运转良好。可领导一出门，甚至刚一转身，情况就完全不同。显然，这个问题不能靠加大奖惩力度来解决。因为管理者不在场，根本不了解情况，依据什么来实施奖惩？更不能靠发动员工互相告密，因为由此带来的负作用，远大于其一时的得益。可见，如何提高员工执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是当前企业管理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历史上看，一些以管理严格著称的企业，大都强调将纪律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上。如“大庆经验”中很有名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试想，如果企业的员工都能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管理者还会为“执行”问题犯愁吗？
二是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靠惩戒维护纪律，只在少数人违纪时有效。如果违反纪律的人多了，以致形成一种风气，那惩戒就会失去威慑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不责众。而自觉的纪律建立在多数官兵觉悟的基础上，一般不会出现同时违纪的情况。不但多数人不违纪，而且他们会帮助领导做工作，督促不够自觉的少数人，共同维护部队的纪律。因为在他们看来，维护纪律不仅是领导的职责，而且也是全体官兵共同的义务。大多数人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维护纪律，对少数违纪分子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
三是可以解决关键时刻的表现。纪律意味着服从。一般情况下，只要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多数人都会听从。可当管理者的要求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危及人的生命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高度的自觉性，才能确保官兵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始终严守纪律。电影《决战宁、泸、杭》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解放上海时，部队曾明确了两条纪律：一是为保护城市，避免伤及无辜，进攻中一律不准用炮；二是进城后任何人都不准进民房，尽量少扰民。上海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守军果然利用楼房和街道顽强抗拒。如果我军允许使用火炮，这本不是难题。可上级不准用炮的规定，却直接限制了我军的攻击力，部队进攻受阻，伤亡很大。一些基层指战员不理解，甚至提出“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这样尖锐的问题。面对质疑，我军指挥员态度坚决，反复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强调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让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部队攻入上海后，按规定露宿街头。许多战士打了几天的仗，没有水喝，嘴唇干裂，听到附近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一直在响，可就是严守纪律，不入民宅。显然，这些都不是一般军队所能做到的。只有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部队才能在关键时刻过得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曾国藩统率下的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后，纵兵劫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把一座繁华无比的六朝古都，搞得像人间地狱。湘军从上到下都发了横财，包括曾氏兄弟。据史书记载，当年清廷曾电敕曾国藩，追问太平天国国库里的金银到哪里去了。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以“醇儒”标榜的曾国藩一向以从严治军、保国护民自诩，曾多次表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湘军组建之初，与清廷其他军队比，军纪也算好的。为什么打下天京后会一反常态，纵容官兵大肆劫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湘军官兵打仗都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打下天京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面对那些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补偿的官兵，曾国藩明白，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去约束，很可能会激起事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