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补偿的官兵，曾国藩明白，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去约束，很可能会激起事变。所以，狡猾的他宁肯背负骂名，对手下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觉纪律之所以优于“棍棒”纪律，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礼，认为仁是君子的道德情怀，礼是君子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说，君子都是“发乎仁，止乎礼”。意思是说，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仁是决定性的，礼是从属性的；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的表现。只有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才能不折不扣地遵从礼仪的要求。同时，也只有严格按照礼仪规范去做了，才能证明一个人确实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
古代兵家对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相互关系的认识，与儒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也非常看重对士兵的纪律教育，强调“用兵之法，教诫为先”，反对“不教而诛”。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带兵方面都是兼用儒法的。首先是强化思想教育，宣明法纪，讲清道理，尽量使大多数官兵自觉地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和实行依法治军，赏优罚劣，对少数不听招呼的“害群之马”，严加惩治。
对于自觉纪律比“棍棒”纪律好，估计多数人都能认同。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这就需要了解我军纪律教育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从纪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队通常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讲清建立铁的纪律对军队的意义，讲清纪律与军队宗旨、与战斗胜利、与群众拥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讲清纪律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遵守纪律就是要顾全大局，甘愿奉献，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三是讲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指出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官兵个人成长进步的益处。只有将这些道理讲深讲透，让官兵真正理解并接受，才有可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
从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我军的经验就更丰富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思想根基。多年来我军形成了一个好传统，即所有新加入军队的同志，无论学历高低，无论原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接受系统的入伍教育，以尽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转变。纪律教育就是入伍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通过教育，使刚刚穿上新军装的官兵明白，自步入军营大门的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分子。有了这一重身份，人民群众对自己便有了更多的期望，自己也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关军队的声誉。因此，军队的纪律带有强制性，指挥员的命令必须坚决服从。如果违抗命令，违反纪律，就会受到批评、处分甚至制裁。
入伍时的纪律教育搞好了，对官兵后来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当兵已38年，至今难忘新兵连组织的纪律教育课。当时领导具体讲了哪些道理，实事求是地说，笔者早就想不起来了，可对讲课时所举的本部队一位老兵模范遵守纪律的事例，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同志请假进城办事，返回时发现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为了不超假，他独自摸黑走了30多里路，终于提前赶回了部队。这件事情很小，与笔者日后军旅生活中所见到、听到的典型事例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它却给笔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此可见新兵纪律教育的作用。
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毛泽东说：“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7页。这里，提到我军纪律教育的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常抓不懈。将纪律教育列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就需主动安排，而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再去亡羊补牢。通过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官兵的纪律观念。近些年，部队经常性纪律教育主要是学习条令条例，强化条令意识，强调“条令条令，条条是令”，明确要求全体官兵熟知条令、条例的有关内容，时时处处用条令、条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各级带兵者，要把条令、条例当做教科书，一条一条地背诵，一条一条地领会，一条一条地实践，真正成为“条令通”。其次，是与整风相结合。纪律教育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就不能空谈道理，必须紧密联系实际，着眼于解决存在的问题，具体的办法就是进行作风纪律整顿。在一些管理严格的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几次作风纪律整顿。关于如何组织整顿，已形成成熟的经验，其中包括及时发现违纪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正确选择整顿时机，确保整顿、工作两不误；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矛盾，防止整顿走过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妥善处理违纪人员，巩固和扩大整顿成果，等等。这些经验很值得企业重视。
三是结合典型事例，开展随机教育。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部队仍难免出现个别违纪现象。这当然不是好事，不过，如果领导处理得法，有时亦能收到课堂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笔者所在的部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年，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较差，每月只放一两次电影，这是官兵们的主要娱乐之一。放电影时，分散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各个营连，要打上背包，走几里山路，赶到团部操场集合。有一次，到了规定时间，全团整队完毕，发现有一个连未能按时赶到。值班首长很不高兴，黑着脸，一句话不说，让全团官兵都站着等。几分钟后，那个连队急匆匆地从远处跑来，气喘吁吁的连长照例向值班首长敬礼，报告人数。首长还礼后问了一句，“通知你连几点赶到？现在几点了？”然后，二话不说，命令该连原路带回。相信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全团官兵，恐怕再也忘不了什么是时间观念了。
现在社会上研究联想公司发展史的材料，都会谈及“罚站一分钟”的故事。这也是运用典型进行纪律教育的生动事例。如多数企业一样，联想公司刚组建时，员工的时间观念也不强，开会迟到是家常便饭。为此，公司特别作出凡迟到者罚站一分钟的规定。一开始人们不以为然，但柳传志执意坚持这么做，并且从自己和公司骨干做起。据说，第一个被罚站的人就是柳传志的一位老领导。柳传志本人，也被罚过三次。多年坚持下来，公司的纪律状况大有改善。据说，联想公司员工在体育馆开大会时，队伍整齐，秩序井然，散会后地上不留任何纸片。这就是一种力量，有了这样的员工队伍，何愁事业不能发展。
四是多种形式宣传，使纪律观念深入人心。说到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大家自然会想到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歌曲，在部队传唱了70年。每唱一遍，官兵的纪律意识都得到一次强化。毛泽东晚年组织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老人家还亲自带领司令员们唱起这首歌，并边唱边讲。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步入奥运会场，演奏的也是这支曲子，可见其影响之大。
前一阶段报刊上有文章说，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模仿曾国藩《湘军水师得胜歌》而作。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从歌词上看，两首歌确有相类之处。可实际上，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35年10月由红15军团政治部创作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曾派出参观团携演出队到红15军团交流，演出队发现红15军团编写的这首歌很好听，便带回中央红军，使这首歌在更大范围传唱开来。新中国成立后，总政治部根据1947年10月10日正式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部分歌词作了修改，一直传唱至今。
自觉的纪律是我军的特点，我军一向主张指挥员在下达指示、提出要求时，应尽量讲清道理，启发部属自觉自愿地加以执行。可纪律毕竟带有强制性，教育中必须讲清理解与执行的关系，防止强调了自觉性而忽略纪律的强制性。军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常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根本来不及对上级的命令、指示作出解释。这时就必须强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加深理解”。毛泽东在“文革”闹得最乱的1968年曾说过：“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毛泽东建军思想概论》，侯鲁梁著，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现代企业管理中也需要强化纪律，维护秩序。为此，不少企业家提出向军队学习，采用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理。也有一些企业家持相反意见，认为军事化管理意味着方法简单，态度生硬，担心会因此而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凝聚力、创造力和主动性。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可深入分析，其认识有一致处，即都认为解决纪律和秩序问题只能靠“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而军队就是运用“三铁”维护纪律的代表。然而他们不了解军队的纪律也可以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铁的纪律未必一定得靠“三铁”来维系。
有些企业家也承认自觉纪律的优越性，可总觉得员工素质太差，培养自觉纪律很难。他们认为与其加强思想教育，不如加大奖惩力度来得容易。甚至说，对一些素质不高的员工，没什么道理好讲，只有罚点钱，甚至给一脚，他们才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