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所有的英国殖民地，即中国移民能够到达的地区和中国苦力们确信他们能够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所有地方，都通过了反对中国移民的法律。但是还没有任何限制日本移民的类似立法行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自己的人民向外迁移，也很自然地反对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立法。中国从不将国民视为尘埃渣滓。
这些比较和对比并不以争论或者谴责为目的。笔者也不想涉及以下的问题，即对这两个相邻大国的不同待遇是否同时将他们从几个世纪的封闭孤立中拉出来，是否造成了他们相互猜忌，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认识那些在内部相互作用使中国走到今天的独特力量，就应该重视这些对比。
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1）
在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她被毫无准备地推上舞台，面对纷繁复杂、矛盾迭起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着国家今后的发展存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人物实际上塑造了国家的政策，主导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1860年，当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是惟一一位留驻京城的皇室成员。他走上了前台，与手握重兵的各国外交代表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这一事件开始直到1884年引退为止，他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掌权人物。可能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并不像对李鸿章总督那么熟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常驻首都而不是居留在通商口岸；也部分因为他的皇家威仪使一般的旅行者难以接近。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始终是帝国政府的真正首脑，李鸿章则是中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在其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就成功创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的外交制度，同时建立了无比高效的海关制度。他镇压了华中地区的太平天国反叛，紧接着又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起义；他以惊人的宽松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因为天津教案中难以描述的恐怖而引起的愤怒情绪；他对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起初持反对态度，后来他的先见之明告诉他进一步的反对是危险的，他也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妥协；他在伊犁问题上击退了俄国，并且废除了苦力贸易的存在。最后，恭亲王因为法国侵略越南问题而不幸去职。但是他在越南问题上规划的政策也被他的继承者成功实践了。
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内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在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间，恭亲王经历了两朝皇帝 的兴衰。其中一位皇帝像女性一样柔弱，缺乏帝王应该有的品质，在挥霍，浪费，消遣，放荡中死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最近，他官复原职，必将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
1822年，李鸿章出生于华中地区的安徽省。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但是随着家族的这一代人中所有的男子都攀登上了仕途的顶峰，每个人都被赏戴珊瑚顶戴花翎，李鸿章的母亲因此被朝廷大力褒奖。李家显贵起来了。
李鸿章崛起于帝国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他是其中一个起义军势力强大的省份的巡抚。他下令将五位投降的太平军藩王和首领斩首。而这五个人是在戈登将军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可以免遭惩罚的前提下才投降的。 1871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之后他一直担任此职务。 直隶总督是所有地方督抚中最为重要的职位，因为京城就在他的管辖之下。
李鸿章富有军事经验。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2）
在辉煌眩目的政治生涯中，李鸿章自始自终效忠于清王朝。他始终是中国政府的坚强臂膀。由于他的大力筹划，中国建立了近代的海军和组织化的新式陆军。帝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依靠他出谋划策。不管是满汉各族，京城内外，李鸿章都比其他任何官员更受皇室宠信。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关于李鸿章不忠或者失势的任何形式的谣言存在过。
在关于满族人统治问题上，不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汉族官僚，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满族人的统治曾是明智的、温和的、富有远见的。除了私人偏好的特殊宠幸外，汉族与满族群体之间不允许存在任何差别。汉族官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满族官员的数量。事实上，土著汉族已经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两大民族已经融合为一体了。几乎不存在因为皇帝是满族人而起来反对他的汉族人。这就像在我们的英国朋友中，基本上没有因为皇室具有德国血统而反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人一样。
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如此稳固？（1）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千百年时间，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持久而衷心的拥护。有两个重要因素促成了其中的持久性，需要我们的注意。
这种制度建立在权力的家长制观念之上，被描述成纯粹的家长政治。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他可能将这种政府体系认为是中国人的天才发明，或者是他们的天性使然；也可能将之视为人类在历史早期的一种随心所欲的选择。制度的永久性归因于长期以来教育制度的作用。教育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使人们从心理上适应了整套政治制度。不管哪一方面的观点，结果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已经牢牢地根植入人们的心中。它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判断和感情倾向。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几乎保持不变，孝道一直是他们受教育和讲究的最根本的内容和行为准则。这一美德被看作是所有品德的源泉和根本，道德教育的主动力，一切荣耀与繁荣的源泉。
孝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每一所学校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都在教授孝道，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古到今，实践孝道的突出事例都会被呈送给皇帝御览。皇帝会对这些杰出的个人和事例给予特别的奖赏。帝国的每一个男女孩子从小就得学习这些感人的事例和优秀人物，作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人的名字和突出事例因此得到世代相传，在中国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这些常新的事例和人物被人们整理出了24个最著名典型 。
已经提及过的“康熙圣谕”就有专门一章教导人们要行孝道。除了上述24个著名例子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例子提倡尽孝，很好地解释了上面的理论。这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常州地区有户姓陈的人家。家族数代聚居，拥有超过700口人。全家人坚持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时他们还养了115到120左右条狗，它们也和人们一起进餐。如果有一条狗没有及时赶过来进餐，其他的狗都会等在食物边，到狗全齐了后再一起吃饭。”“你看，”英明可敬的康熙皇帝教导说，“陈家和谐的家庭环境，甚至将狗都感化了啊！”
也许，没有必要去调查陈家到底有没有养了这些狗，或者是老皇帝受到了虚假信息的欺骗。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向人们灌输孝道思想观念的不同方式和措施，直到它变成所有美德的同义词和一切宗教最高追求。孔子发现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存在，并在自己的政治伦理中将之一再强调和具体化，增强了孝道的力量。在他看来，孝道是所有私人、国家的美德和智慧的根本与巅峰。两千多年来，他的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政策。他的论述被上到皇帝、皇子，小到农民、乞丐的人所一再引用。对孔子话语的引用可以平息争吵，对矛盾冲突做出最终决断。
毫无疑问，中国长期的持续反复的教育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每一方面保持一致，在维护制度的恒久性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牢固控制住了统治下的人民。
中国的政治制度保持长盛不衰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都是从人民大众中选拔出来的。整个皇室，除了皇帝外，没有多少人占据政府的职位，也没有多少人对国家事务表示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