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姨，每人都做了鞋、袜、绣花枕头……
不久前，我在大姐家看到母亲陪嫁时留下的一对枕头顶，看到母亲八十多年前的刺绣手艺，我惊呆了，那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我出生时家境早已衰落。我只记得炕梢摆着一台镶着花瓷砖的炕琴，还有一口座钟。听父亲说，钟盘上的数字是什么罗马字。钟盘下方有一幅荒凉而古老的图案，图案上有一个男孩儿遥望着远方驶来的一辆马车。看着这图案，我常常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想那个男孩儿的家住在山外哪个村子，离我家的山沟远不远……
父亲的家境很穷，靠租地为生，二十多口人住着三间草房。奶奶从没穿过棉裤，母亲结婚后给奶奶做了第一条棉裤。父母结婚就跟爷爷奶奶挤在一铺炕上，直到分家以后才各自单过。
母亲的陪嫁虽然十分丰厚，但后来我家却穷得叮当响。所以，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发着感慨：“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当初，你姥爷给我陪送那么多，到头来还是一个穷。人哪，都是命！”
母亲长得不漂亮，很瘦小，体重只有八十多斤，又瞎了一只眼睛。在娘家时，她一直是有人侍候的二小姐，但嫁给父亲以后，却成了里里外外非常能干的农妇。我从没见过像母亲那么洒脱、那么勤快的人，干活风风火火的。说来，这得益于她的一双大脚。那个年代的女人都得裹脚，就像冯骥才先生写的“三寸金莲”，把女人的脚裹成巴掌那么大。但母亲念过私塾，有文化，也有主见。她觉得好好的脚硬给缠成那么小，太痛苦了。所以，姥姥每次给她用白布条缠完脚，她都偷偷地放开来。姥姥发现后派我大姨和小姨看着她，结果姐仨儿都长成了一双大脚。
这天夜里，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夜，父亲和母亲坐在炕沿上愁了一夜。
母亲对父亲说：“你可以娶二婶，我带着儿子和闺女回娘家。”
“你胡说什么你？我就是想娶二房也不要她！”父亲气呼呼地嗔怪母亲。
“你不要她，张大师能饶了你吗？”
“不饶我能咋的？还能把我送进监狱呀！”
这话果然让父亲给言中了。
母亲让父亲去姥姥家躲一躲。父亲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说，母亲刚刚怀了第三个孩子，秋凉了，过冬的粮食、蔬菜都需要准备。
天亮时，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只好对母亲说了一句：“那你自个儿多注意点儿身子，过几天我就回来！”抓起一件夹袄就向门外走去。母亲追到门口给父亲披上一件蓑衣，看着父亲的背影匆匆地消失在蒙蒙秋雨之中……
这天上午，张大师让雇工挑着行李也走了，道场也不做了。从此山沟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和姐姐。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一节
母亲再见到父亲，已经是两个月后在开原县城的大牢里了。
只见父亲蓬头垢面跟叫花子似的，披着一块不知从哪弄来的麻袋片，坐在一堆干草上，外面都下雪了，他还穿着离家时穿的那件夹袄。母亲哭了，急忙拿出棉袄、棉裤让父亲穿上，又拿出包子让他吃。
原来，父亲到姥姥家第三天，就被开原县派去的两个衙役给抓走了。进大牢不久，有人给父亲捎话，说父亲要同意娶二婶做二房就可以放了他。
父亲却大为恼火：“我张国卿宁肯坐一辈子大牢，也不要那个臭女人！”大骂寡妇二婶不是东西，丧良心，说他出去以后一定要找她算账。
父亲让母亲快回家去弄钱，想办法把他弄出去。
从开原县城回来，母亲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带着哥哥、姐姐来到另一个村子找到张大师，进门就给张大师跪下了，苦苦地哀求他：“张大师，求您看在您孙子的面上，看在老戴家的情面上，救救孩子他爸吧！”
可是，张大师却闭着眼睛念起经来，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两个小时之后，母亲只好拖着跪麻的双腿，带着哥哥、姐姐离去了。
从那以后，母亲变得越发刚强，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把姥爷家陪送的值钱东西全部送进当铺，张罗着卖山，卖地，带着孩子一趟一趟地跑到离我家六七十里的开原县城，花钱托人找关系，有病乱投医，扔出去的钱无数。这期间，寡妇二婶那边也在变卖张大师的家产，也在托人找关系。双方打官司花的钱都是张大师的家产。
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两股誓不两立的势力，那边一心要把父亲关进大牢，这边一心要把父亲弄出来。那边是财大气粗的宗法势力，这边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姥爷年事已高，舅舅整天泡在大烟馆里，只有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到了第二年夏天，父亲仍被关在大牢里，而母亲却要临产了。
母亲说，那天夜里的山风很大，吹得窗户纸啪啪直响，狼嚎得特别人。
我知道我家的山沟里狼多，我家的猪和毛驴都被狼掏过。小时候，月亮大好的夜晚，经常看到两三只狼站在山顶上，把嘴巴往天上一仰就嚎起来，一听到那鬼哭狼嚎的叫声，我就吓得急忙跑进屋里。
这天晚间，母亲哄哥哥和姐姐睡下不久，就觉得肚子一阵紧一阵地疼起来。她忍着疼痛烧了一锅开水，抱来一堆干草来到无人的西屋，掀起炕席铺上干草，预备好剪子……
我的六个哥哥、姐姐都是落生在干草上，而我是在山楂树下露头的。
母亲说，那时候没人拿女人当人，对女人生孩子就更不当一回事了。女人不能在炕席上生孩子，怕血水弄脏了炕席。而且，生完孩子就得下地干活，不少女人都得了子宫下垂，晚间睡觉把子宫送上去，白天干活又掉下来，整天像夹个茄子似的，子宫都磨出血了。
不仅是母亲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看到佳木斯大街上拉煤、拉锯末子、推水泥，全是女的。她们拉着比她们体重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物，脸上淌着臭汗，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我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男人的承受力远不如女人，大概就因为中国女人承受了太多苦难的缘故吧！
那天夜里，母亲躺在干草上一直折腾到深夜，我的小姐姐总算出生了，却是脐带缠脖，全身青紫，已经断气了。母亲很难过，一条小生命连爹妈都没看一眼，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她给小姐姐戴上一只小红兜兜儿，捆上一捆干草。第二天早晨，让哥哥把草捆扔到了后山上。几天后，母亲在后山只找到那只红兜兜儿和几块小骨头。
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人这一辈子，啥事都能遇到。你说谁能想到我一个富人家的二小姐，一辈子遭那么大的罪？人哪，到啥时候说啥话吧，没逼到份儿上，要逼到那个份儿上，啥事都能干出来！你说我那会儿，你爸爸关在大牢里，等着我把他弄出来，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世，你姥姥家又远，一些亲戚都眼红咱家得到了张大师的家业，都巴不得看咱家笑话。你说我不挺着咋办？有啥法子？”
母亲说得极是，遇到这种事不挺着又有啥办法？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二节
没等满月，母亲就带着哥哥和姐姐跑到开原县城，通过一位表哥，终于找到了那位办父亲案子的县官——一个姓史的又黑又瘦的小老头。母亲一直叫他史官。
母亲对史官说，父亲是冤枉的，是寡妇母女陷害他，请求史官秉公办案放了父亲。史官坐在太椅上一言不发，末了，见母亲将三百块大洋放在桌子上，这才开口说了一句：“回去等你男人吧。”
听到这话，母亲急忙跪下给史官磕头……
三天后，被关押了一年多的父亲，第一次被带到县衙门过堂。
在大堂上，父亲拒不承认自己调戏过寡妇二婶，说他因为拒绝娶寡妇二婶作二房，所以才遭到二婶的诬陷。父亲本以为过完堂就该放他回家了。
可是，史官却在大堂上宣判：“张国卿目无国法，多次调戏亲弟
媳……”
一听这话，父亲勃然大怒：“不！我从没调戏过她！是她诬陷……”
原来史官也是信教的，与张大师的私交甚笃。寡妇二婶早用重金买通了他。
就在这时，大堂里突然出现了三个人，吓得道貌岸然的史官顿时目瞪口呆……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我那风尘仆仆的母亲抱着姐姐，领着哥哥，不顾衙役的阻拦，拼着性命闯到了史官面前……
母亲瞪着一只眼睛逼视着史官，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姓史的，你这个贪赃枉法的史官，你收了我的大洋还要判我男人！我告诉你，我在阳间打不赢官司，我到阴间也要去告你！”说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掌握生杀大权的史官面前，把手里攥着的一把大烟泡，猛地塞到了嘴
里……
这可吓坏了史官，他怕出人命，急忙宣布休庭。
原来，母亲到家第二天就接到表哥捎来的口信，说父亲的案子明天就要过堂，而且凶多吉少。母亲只好雇马车连夜又赶往开原。
母亲吞下大烟泡之后，并没有死，很快就将大烟泡排泄出去了。大烟泡外面包着一层蜡纸，只要蜡纸不脱落，就不会有生命危险，就像现在用人体走私毒品一样。
母亲的壮举轰动了衙门，也轰动了整个开原县城。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父亲的故事，在大台村那一带流传了很久，1988年我第一次回故乡去看望姑姑，姑姑还说起这件事呢。
当年，母亲对我讲起这段往事时，我并不觉得怎样。可现在，当我撰写这部书稿，当我开始反思人生、审视父辈时，却另有一番深刻的感慨：
我的父母虽然一生都是普普通通的草民，进城以后也只是一个下等公民，没有任何值得儿女炫耀的地方。但是，在那吃人的黑暗社会里，为了家庭，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他们居然在操纵着生杀大权的县官面前，在极其强大的宗法势力面前，毫无惧色，顶天立地地活了一把，上演了悲壮而感人的一幕，实在令晚辈感到钦佩和自豪！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