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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经常遥望着远处的一座座山峰，心想，最远的山可能就是一座樱山吧，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登上一座樱山看看，看看那棵桑葚树，看看那口井，偷偷地揣几个桑葚，看到底能不能下来山……
这些古老而神秘的故事，给了我最早的文化启蒙，也给了我无尽的遐想。后来，我把这些故事写进了我的小说里。
二姐讲得正起劲儿，忽然看见父亲扶着浑身是雪、满脸血道子的母亲走进屋来。父亲气急败坏地骂着：“败家的牲口，一点儿不听使唤！”
这年冬天雪大，天冷，储存的柴火烧光了。哥哥去开原办事没在家，平时很少摸牲口的父亲，赶着马车上山去砍点木头。可是去年买来的一匹枣红马生性暴烈，平时只听哥哥使唤，到父亲手里不听他吆喝。母亲背着一捆树枝正往前走，枣红马忽然毛了，拖着大板车直奔母亲冲过去。父亲急忙喊母亲，可是晚了……多亏背上的那捆树枝救了母亲。
看到母亲满脸血道子，我心疼地哭起来：“妈你脸都出血了，多疼啊！”
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母亲背着小山样的柴草从山上走下来，脸上划破好几道血口子，柴草压得她连身子都看不见了。这个背柴草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每当看到有人背着柴草走过来，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
当时，我问母亲疼不，母亲说不疼，习惯了。
我说：“妈，等我长大了找婆家，你可别在山沟里给我找，我要像大姐那样到城里去找！”
没想到，我这个六岁孩子的戏言却深深地触痛了母亲的心。母亲泪眼婆娑地说：“傻孩子，这就看你的命了。妈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会嫁到这穷山沟里呀！”
我只去过一次铁岭，还是满月不久母亲抱着我去的，连开原都没去过。我像所有山里的孩子一样，在心里无数次地憧憬过城市，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城里看看，看看城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所说的城里究竟是沈阳还是铁岭，自己也不说清，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那时候农村人去一趟铁岭，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
后来，母亲经常搂着我的肩膀，用一只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什么地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的：“等我老多咕长大以后，咱就离开这鬼地方，离开这穷山沟……”
母亲和姐姐渴望走出山沟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们上山砍柴时经常在山顶望着山外……所以后来，我在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写了一个向往爱情、一心渴望走出大山的女主人公山杏。其实那是在写我自己，在写我的母亲和姐姐们……
父亲把母亲送进屋里，就气呼呼地出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找那匹惹祸的枣红马算账去了。
果然，父亲把枣红马拴在一棵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它，一边抽一边骂：“败家的牲口，我看你还听不听使唤！我看你还听不听使唤！”
每抽一下，我的心就猛一哆嗦，不由得想起父亲用鞋底子抽我的情景……
我骑过这匹枣红马，是哥哥抱我骑的。它对我一点都不凶，驮着我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后来哥哥喂它，我就抓一把马料扔给它，仗着胆子摸摸它粗大的鼻孔，它冲着我“噗噗”两声。我学着它的样子冲它也“噗噗”两声。
我哭着跑回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出来对父亲说：“别打了，要不是这牲口通人性，我就没命了！”父亲这才把鞭子一扔，气呼呼地进屋了。
我来到枣红马身边，看到它两眼淌着泪水，浑身直哆嗦，我一边哭一边抚摸它：“别哭了，等我哥回来就好了，我爸就不敢打你了。”
第二天早晨，雪下得很大。
母亲的脸划破了怕冻，父亲让二姐跟他上山去锯木头。二姐不愿去，磨磨蹭蹭地不肯动身。父亲气急败坏地骂她：“败家的孩子，一点不懂事，再不上山拉木头就该烧大腿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撒尿，看着父亲拽着二姐趔趔趄趄地向后山奔去。忽然，我看到从二姐的棉裤腿里掉下来一个布袋，就急忙拎着裤子捡起布袋去追二姐，二姐接过布袋对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叮嘱我：“听着点
儿……”
我知道二姐指的是什么。
去年秋天一个美丽的黄昏，二姐带着我正在包米地里掰包米，忽然从山路上传来一阵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们山沟里从未来过货郎子，也从未听见过拨浪鼓声。二姐扔下包米，拉着我就向拨浪鼓声跑去……
只见一个长得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装有针头线脑的两只木箱子，笑眯眯地望着二姐，问她：“你想要点什么？”
很少见到生人的二姐羞答答地摇摇头，眼睛却盯着木箱子里的几根红绒绳……
小伙子从箱子里拿出两根红绒绳，往二姐的两条小辫上比了比，说：“你长得真好看，扎上红绒绳就更好看了。”
二姐穿着母亲给做的小花袄，袅袅婷婷地站在那儿，夕阳照在她红扑扑的瓜子脸上，眼睛显得又黑又亮，小嘴红嘟嘟的像刚吃过桑葚似的，好看极了。
我说：“二姐，真的，你扎上红绒绳更好看了！”
“别瞎说，咱哪有钱哪？”二姐小声嗔怪我。那时候能有两根红绒绳扎小辫，比现在买一条金项链都奢侈。
小伙子笑了，说：“不要钱，送给你了。”
“那我拔点儿花生给你带着！”二姐说完，拉着我就往花生地里跑去。
我和二姐拔了一堆花生塞到小伙子的货箱子底下。临走，小伙子对二姐说：“下次再来，我给你带来两条红绸子，你扎上红绸子比扎红绒绳更好看！”
二姐冲小伙子羞怯地笑了笑。
我和二姐站在山坡上，望着小伙子挑着货箱子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二姐这才拉着我向包米地里跑去。
路上，二姐叮嘱我：“不许告诉咱妈咱爸！”
我说：“二姐，你今天可好看了！”
二姐却说：“别瞎说，大姐才好看呢！”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九节（2）
写到我的三个姐姐，我心里很是酸楚。小时候，三个姐姐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地你说我好看，我说你好看，却没一个说我好看。一是我还小，二是她们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为这事，我撅着嘴巴问母亲：“妈，为啥她们长得都比人家好看哪？”
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瞎眼睛那年是十六岁，她是家里的二姑娘，二姐也是十六岁，也是家里的二姑娘……说这话时，母亲总是一边擦着那只经常淌泪的瞎眼睛，一边看着二姐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一天半夜，我忽然被一种咯吱咯吱的奇怪声音弄醒了。
我看到屋里点着灯，弥漫着香火味，头顶挂着破旧的幔帐，幔帐上晃出两个人影，好像是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地坐着。屋里静悄悄的，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说：“狐老太太，您说雅琴的病能不能好？要能好您就画圈，不能好您就打杠子……”
我一听是问二姐的病，急忙支起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
可是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人，连咯吱声都消失了，只能听到父母紧张的喘气声。好一会儿，才听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只听父亲激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