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37部分

领导批评得不对，不是藕断丝连，而是“海枯石烂”。中国运动员一直不许谈恋爱，怕谈恋爱影响训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但是，运动员最大的个性就是执著，从不轻易退却，对事业、对爱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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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流的汗水比任何一年都多。

这年，在牡丹江举行的全国速滑锦标赛上，贺玉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速度滑冰运动员健将级标准，并获得五百米第三名，成为佳木斯的第一个运动健将。

国家体委对各项体育运动都分出四个等级，即三级、二级、一级及健将级。运动健将是最高的，其次是一级。

我虽然也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但自从得了斑疹伤寒之后，身体的机能全部下降，脉搏从每分钟五十二次升到六十二次，运动员的脉搏越慢说明心脏功能越好。这一切都告诉我，再拼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1963年春，我最后一次去黑河晚期下冰。

我一连几天站在已经开化的冰场上，望着像酥饼一样发酥的冰面，心失落到了极点，也痛苦到了极点……

健将、冠军，一切一切都像眼前的冰雪一样消融了。而我的一番伟大理想只能化作夜夜失眠、满腹惆怅了。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队友们继续在冰场上风驰电掣，而我却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不得不舔舐着流血的伤口掉队了。

我的冠军梦就这样破灭了。我的梦想永远留在了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黑河冰场上。从此，我将告别心爱的冰场，也将告别我心爱的恋人……

十九岁，花一样的年华。而我却对着镜子觉得自己老了。

贺玉一再安慰我：“别难过，你再干下去也是白挨累。你当初就不应该来当运动员……”

是的，这正是我最痛苦、最自责的。我根本不是搞体育的料，可我却不顾父母和老师的强烈反对，光凭一股傻乎乎的狂热就跑进体工队来了，结果荒废了学业，空耗了宝贵青春。可是，懊悔只能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种惩罚，却于事无补。

后来，当我看到奥运会一万米长跑冠军邢慧娜，在每一块金牌旁放上一副跑掉的脚指甲时，不禁感慨万端，她的趾甲毕竟换来了金牌，而有多少运动员的趾甲和汗水换来的却是失败，因为冠军只有一个。

所以，我劝过不少家长，不要把孩子过早地押在某项体育项目上，那会毁了孩子的前程。体育是全人类的竞技，它太残酷了。它绝不是付出就会有收获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我不去当运动员，那我会干什么？我想我会继续读书、考大学……

但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运动生涯不光给了我失败，也给了我课堂上无法给予的东西——那就是无坚不摧、勇于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给了我一个超常的情商及强健的体魄，使我在今后坎坷的人生路上，闯过了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从一场疯狂的苦恋中醒来，又陷入到另一场更加疯狂的苦恋。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从一场接一场的苦恋与抉择中走过？一个美丽的梦想破灭了，永远留在了几棵白杨树下……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一节

1963年4月1日，我背着行李，蔫头耷脑，无精打采地回到全市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茅草屋里。我就像一个离家出走多年的孩子，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了。

但是，父母却像欢迎凯旋英雄一样欢迎我。母亲急忙为我包饺子。父亲将他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伸过来，又乐颠颠地跟我顶脑门儿：“来，老儿子，好几年没跟老儿子顶笨儿露喽！哞……”边顶边学着老牛叫。

可我再也不是那个把茅草屋当成天堂的十三岁傻丫头了。

晚间，躺在狭小的炕上，母亲一边抽着烟袋，一边给我讲着我“逃跑”那天的事情……

父亲下班回来一看我走了，就呆呆地坐在炕沿上，一句话都不说。母亲劝他别上火，说明天她就去体委找我。

父亲却长叹一声：“嗨……没用了。这孩子要认准一条道，谁劝都没用。在南岔那会儿，为了念书她啥都不怕，本以为她将来能有出息，哪成想……”

父亲让母亲把那只装钱的木盒取下来，让母亲数数攒多少钱了。

父亲说：“别攒了。这孩子不会有出息了。”说完，一头躺在炕上，再也不言语了。从那以后，父亲又像从前一样，很少再见到笑容了。

说到这，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挂着两颗大大的泪珠……

父亲把一个底层人苦苦挣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这个最小的女儿身上，拉煤车，绞大酱，干瓦工，卖菜……一分一角地为我攒钱，希望我能考大学，将来能出人头地。父亲对他这个小女儿怀着怎样一番期待与厚爱呀！可我却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最后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泪流满面，觉得太愧对父母，尤其太愧对父亲了。我很想向父母承认我错了，可我却说不出口，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水。

可是后来，我又一次次地伤害了父亲……

1963年5月10日，我同四名转业的女篮队员一起被分配到佳木斯市人民银行出纳科和会计科。我被分配到支行会计科，后来又转到佳东办事处。

报到第二天，一位瘦瘦的、不苟言笑的会计科长，把我带到一号窗口的柜台前，对一号窗口的记账员说：“小潘，把你的工作向小张交接一下，明天你去齐齐哈尔银行干校学习，由小张来接替你的工作。小张，明天你到这个窗口来记账！”说完，转身就走了。

为这事，全科同志都背地里议论那位科长，说他不近人情，说他不应该不给新来同志熟悉业务的时间……

是啊，我刚从运动队下来，连算盘都不会打，从没见过支票和存款单，更不知什么叫借贷方式（当时采用借贷记账方式）。可是第二天，我必须硬着头皮坐到一号窗口的位置上，开始面对柜台外一张张焦急而不耐烦的脸，面对一堆堆从未见过的票据，以及几十页写着密密麻麻标准数字的账页……

一连好多天，我每天上班就像上刑场似的，一坐到柜台前就开始冒汗，一直冒到下班。我的柜台前总是挤着一堆嘟嘟囔囔发牢骚的出纳员。一天，铁路分局一名戴眼镜的男出纳，终于不耐烦了，开口挖苦我：“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痛快让给别人，别占着茅房不拉屎！”我扔下算盘就哭着跑开了。

晚间七、八点钟了，全科人员都下班了，会计大厅里静悄悄的。唯独复核员手里的算盘噼里啪啦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复核员家里有吃奶孩子，等着她回去喂奶呢。可我却没有一天不错账的。

1963年12月31日年终结算，全会计科差一角钱平不了账，害得综合专柜两位女同志一直找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错账的不是别人……

然而，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不是工作。我的工作能力很快就被“压”出来了。一年之后，我的算盘在全行测验中名列前茅。后来，我被评为全市银行系统的记账标兵、合江地区财贸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我的痛苦是来自我的内心，我一直沉浸在理想破灭后的失落与茫然之中无法自拔。开会时，我的眼睛总是盯着窗外被风吹得“沙沙”响的树叶，觉得那树叶真好，真自由。而我却像一匹被套上笼套的野马，被套住的不仅是我的身体，还有我那颗不安分的心……

裴多菲说：“理想失去了，青春之花也便凋零了，因为理想是青春的光和热。”

在别人眼里，我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父亲说：“银行、邮局、铁路，三大行业是铁饭碗，到啥时候都有饭吃。”

父亲是现实的，首先考虑的是生存，而我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总是向往有理想、有追求、有激情的生活，而对眼前这种呆板、重复、缺少创意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

当时，银行内部流传一套顺口溜：“数字送走了我的青春，算盘打掉了我的灵魂。”有人传说是我编的，那是抬举我。但我在银行、机关、工厂干了十七年财会，却从不喜欢这种工作。我讨厌该死的数字，讨厌没完没了的报表，更讨厌那种日复一日毫无创意的重复。但是，无论在银行记账，还是到工厂担任成本会计，我都干得很出色。那只是我的性格使然。不过，无论我干得多么出色，却始终没能加入共青团，就因为父亲被抓去当兵的那段历史……

我家房后有一条杏林河，说是杏林河，其实就是一条淌着污水的臭水沟。

下班后，杏林河边的长堤就是我最好的去处。家太小，想看书就得上炕，想找个安静思考的地方都没有。我在长堤上一直坐到深夜才回家。杏林河边的一排白杨树下，不知留下我多少叹息和心声。我望着茫茫夜空，无数次地问自己：怎么办？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混一辈子，我不认可，可我还能干什么？还能有什么出息？

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是的，我正是梦醒时分，可我却找不到出路，我不知路在何方……

我渴望回学校去读书，渴望重新选择人生。可我已经十九岁了，连小学都没毕业，哪个年级还能要我？

我经常徘徊在第二中学的校园里，听着从窗子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内心痛苦到了极点。我的同学就坐在高中的教室里准备高考呢。而我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望着杏林河的污水里漂浮的泛着白沫的落叶，常常问自己：你是不是就像那些飘浮的落叶一样，随着流水年华，很快就被污浊的流水毫无声息地漂走了，消亡了？

十九岁，本是花一样的年华，可我却在这里过早地伤感人生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二节

在我最痛苦、最彷徨、最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位朋友走进了我的人生。

她就是从滑雪队转业下来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学去读书，后来考取哈工大成为哈工大教授的韩玉华。她人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