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忽然想到是不是尹婶所说的煤烟中毒，于是，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拼命向门口爬去，爬到炕梢，伸手想开门却够不着，使劲往前一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
趴在地上，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掀开门帘，推开屋门，一股救命的冷风立刻吹进来。我挣扎着爬起来，拼命敲响了隔壁尹婶家的山墙……
尹婶一看我们娘儿俩的症状，说肯定是煤烟中毒，急忙端来两大碗酸菜水让我喝下去。喝完酸菜水，我开始又拉又吐。女儿也是又拉又吐。
之后，尹婶把炉火熄灭了，让我们娘儿俩蒙上被，把屋门敞开放煤烟，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多。
临走，尹婶多说了一句话，恰是这句话再次救了我们娘儿俩：“雅文你先别睡，怕屋里还有煤烟。”
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我，真想好好睡一觉，可我不敢，怕睡过去。果然，凌晨两点左右，女儿又开始没命地哭起来，我又开始恶心、头疼……无奈，只好再次敲响尹婶家的山墙。
尹婶过来又让我喝酸菜水，又是一阵连拉带吐……折腾完了，尹婶不敢让我们在屋里住了，只好把我们娘儿俩接到她屋里。
这天，距离满月还有十一天。
可我一直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大哭？
也许，女儿刚来到世界上什么都没见过，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过呢。她不想死，就拼命地哭喊。也许，老天爷可怜我们一家三口，如果我和女儿都死了，贺玉还怎么活下去？也许，婴儿的呼吸浅，感到难受就本能地哭叫……
总之，是女儿的哭声救了我们母女。
第二天早晨，从不落泪的母亲，进门就哭了，她说我们娘儿俩捡了两条命。
金贵主任得知我们母女煤烟中毒后，派同事老黄来帮我修理炉子。老黄是右派，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平时和我相处得很好。临走，他站在炕边瞅着我和孩子犹豫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雅文，冬天过去就好了，春天就不用烧炉子了。”
而我却想起了童年伙伴鲁小林说的话：“可这冬天也太长了呀！”
从这以后，晚间我再也不敢压炉子了，一定要看着煤火燃尽才敢睡下。
可是没过几天，却再次发生了煤烟中毒，又是女儿的哭声唤醒了我，又是尹婶过来给我灌酸菜水，又是半夜三更折腾到尹婶家……可我始终找不出这煤烟到底是从哪来的……
接连几次煤烟中毒，尹婶再也不敢让我们娘儿俩住下去了。满月那天，我只好带着女儿搬到母亲的小屋里。
我不知这三次煤烟中毒会给襁褓中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她太小，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而我一连多少年都不敢闻煤烟味儿，一闻到煤烟味儿就想呕吐，头疼得就像要裂开似的。更不知这一氧化碳会给我和孩子的大脑，造成什么样的损伤，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但我知道，如果我不是运动员体质，月子里这么折腾身体早垮了。
所以，我为女儿起名海燕，希望在暴风雨中出生的女儿能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冲破惊涛骇浪，勇敢地成长。但后来，每当叫到女儿的名字就会想起那段沉重的往事，所以就给女儿改名为“雪”，希望她的人生能像雪一样纯洁、晶莹，像雪一样洁白、轻松，而不要像我们这代人活得这么沉重……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六节（1）
有人说，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我体会最深了。
满月后的第八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多年后想起那个梦，仍然感到心有余悸，因为那个梦太逼真、太可怕了。
梦见贺玉在“牛棚”里被煤烟熏死了。等我赶到时，只见白茫茫的雪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新坟。我哭喊着扑到新坟上，拼命扒着坟头的泥土，边扒边喊：“贺玉，你不能死啊！你还没见到我们的女儿啊！你丢下我们娘儿俩就这么走了，让我怎么活呀？亲爱的，我不能没有你啊！”
扒着扒着，忽然听到棺材里传来贺玉微弱的喊声：“雅文，快救救我……雅文，快救救我……”
我又惊又喜，冲他大喊：“贺玉，我来救你了！你等着……”
贺玉问我：“你真是我的雅文吗？”
“是的，我是你的雅文……”
“雅文……”
“贺玉……”
我俩一个在坟墓里，一个在坟墓外，隔着一层冰冷的冻土，呼喊着对方的名字，相互鼓励着。
“贺玉，你一定要挺住！”
“可这棺材里没有空气……我快憋死了……我看不到我们的女儿了……”
“不！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会看到的……”我拼命地扒着硬邦邦的泥土，手指扒出血了，冒着血丝……
忽然，不知从哪冲出来几个造反派，虎视眈眈地冲我吼道：“周贺玉已经死了，你为他扒坟就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
“不！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我冲他们大声吼着。
那帮造反派冲上来拽我，我跟他们拼命厮打……
母亲把我叫醒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哭喊道：“贺玉死了，他被煤烟熏死了……”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出纳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郊区农村一个男人被煤烟熏死后埋进土里，可他一见空气又活了，就拼命敲打棺材，被前来上坟烧纸的妻子救了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哭喊着要去找贺玉，父母坚决不同意。
父亲骂我：“你这败家的孩子，梦是反的，梦见他死了，说明他还活着！”
母亲也劝我：“雅文呀雅文，你这是哪辈子欠贺玉的？”
不管是哪辈子欠的，这辈子肯定是来偿还了。我这人太痴情，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情都是如此。后来我对贺玉说：“你要上前线打仗，不等你战死，我非想死不可！”
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学打电话问体委工作人员的家属，体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诉我，他们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终点下车，再往南走一个多小时，具体地点她也说不准。
1969年1月10日，刚生完孩子一个月零九天。
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把女儿留给母亲，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汽车在冰天雪地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西郊终点站。下车后，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见到两条小道不知该走哪一条，只好冒踏上西南那条小道。刚生完孩子，又接连三次煤烟中毒，身体十分虚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遇到一个满脸霜雪、头戴狗皮帽子的农民，听他一说，我差点瘫倒在雪地上……
“你走错了，靠山屯敬老院在东南边！你得往回走，走东南边那条小道！”
我只好返回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贺玉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走近高冈上的两幢茅草房，看到土墙上贴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标语，我的心紧张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不知贺玉是否还活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我急忙推开南面一扇挂着大厚门帘的屋门，只见屋里坐着十几个黄棉袄和黑棉袄。除了体委的几个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一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看周贺玉。
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让我坐在炕沿上等一会儿。
等的时间并不长，可我却觉得像等了一个世纪似的。我紧张地盯着挂着厚厚白霜的门帘，不知那道门给我带来的是亲人，还是噩耗……
少许，当我看到头戴破帽子、身穿破棉袄、腰上扎着草绳子、胡子拉碴的贺玉掀开门帘低眉顺眼地走进来，我心里顿时像刀割一般，转而又在心里惊呼：“啊，他没死，他还活着！他没死，他还活着……”
贺玉看到我却大吃一惊，眼里“倏”地充满了泪水……
进门前，我一再告诫自己，不管怎样，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落泪。可一看到贺玉眼里的泪水，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时，贺玉急忙眨了眨眼睛，意思告诉我，外面风吹的，急忙把泪水重新又收回到眼帘里……
贺玉后来告诉我，他和体委主任及一名参加过“三青团”的篮球教练，被关押在真正的牛棚里，四处露天，想煤烟中毒都不容易。他们用报纸把牛棚全部糊上了，搭起炉子，但仍然很冷，晚间睡觉都要穿棉衣、戴帽子。三个人除了挨批斗，要给造反派刨室外厕所，烧炕，掏煤灰，刷碗，上山砍柴……
刚生完孩子，又经历了几次生死大难，此刻，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说，有多少委屈要向爱人倾诉啊！可是，他站在北门口，我坐南面炕沿上，我们只能透过十几双冷冰冰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对方……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活着就好，只要他活着我们一家三口就有团聚那天！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六节（2）
就这样，在十几双眼睛的监视下，我们这对朝思暮想的恋人一句心里话都不能说，只能说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话。
他问我孩子好吗，我说挺好。我问他你改造得怎么样，他说还行……
“不！”一个造反派头头忽然打断了贺玉，大声说，“你不是还行，而是不好！你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我顿时一惊，问贺玉：“你怎么能跟走资派穿一条裤子？”
贺玉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望着我……
“周贺玉你说，你为什么要吃走资派的大葱？”有人厉声质问贺玉。
贺玉说：“我只吃了他一棵大葱……”
“这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说明你跟走资派臭味相投！”
“对，不是一棵大葱的问题，而是感情和立场问题！”
没想到，我们的见面竟是如此残酷。
我认识贺玉十几年了，他是一名运动健将，一直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权利的样子……
我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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