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利的样子……
我埋怨贺玉：“你干吗要吃走资派的大葱？下次来我给你带来一捆大葱！”却立刻遭到那些人的批判。
“张雅文，你不要感情代替政治！你应该给他带《毛选》，让他用毛泽东思想好好改造自己，而不应该给他带大葱！”
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可笑，那时候的人怎么变得那么不近人情，那么政治化呢？妻子去看望被关押的丈夫，不让带吃的，而是让带《毛选》……
可我从来不听他们那套，每次去都给贺玉带去一堆用票供应的食品，给他带去我节省下来的粮票，让他吃得饱饱的，因为他的粮食定量早被降下来了。造反派几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扬言要向银行汇报我的表现……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贺玉的爱！
我和贺玉没说几句话，只听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你该回去反省了！”
我和贺玉同时一愣，不约而同地瞅着对方……
我大老远地跑来看望贺玉，可是，只让我们见面十几分钟，比监狱探监的时间还短……
我望着贺玉的背影慢腾腾地消失在厚厚的门帘后面，心里好像一下子被掏空了。
我该回去了。
刚一出门，却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不知从哪儿忽然蹿出来几十条大狗，一下子把我团团围住了。它们“汪汪”大叫着，一蹿一蹿地向我身上猛扑，好像要把我这个陌生人撕碎似的。我不顾一切地拼命躲闪，可我哪是这群狗的对手，眼看一条大狗就要扑到我身上了！
此刻，我身后的窗子里不少双眼睛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救救我……
就在我身心绝望，眼看就要被群狗撕烂之际，忽然传来一声口哨声，这群狗立刻扔下我向口哨声跑去……
我急忙循声望去，只见我的亲人站在院外的一堆草垛旁……
贺玉后来告诉我，为了多看我一眼，他从屋里出来没有回牛棚，而是去了外面的厕所。
此刻，我多想跑过去扑到亲人怀里大哭一场啊！可我绝不能那样做。我知道窗户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就等着抓周贺玉的“罪行”呢！
我只好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向茫茫的雪野走去，走出好远，还看见贺玉魁梧的身影仍然站在草垛旁，身边围着一群狗……
这一幕就像电影胶片一样，永远定格在我那冰冷的记忆库里。
就在群狗围攻我的刹那，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看破世事惊破胆，阅尽人情寒透心……”
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从今往后，不要乞求任何人的怜悯，即使你死了，别人都不会看你一眼，只会从你身上踏过去，所以你不能死，你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
“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
后来得知，那些狗是敬老院养的，是为了帮老人解闷养的，老人渐渐死去，狗却留了下来。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没人跟他打交道，他只好交了一群狗朋友。他每次收拾完餐桌，都把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收拾起来喂狗。大狗抢在前面小狗靠不了前，他就把玉米饼子、馒头扔给那些弱小的抢不上食的小狗。他觉得那些弱小的生命就像他现在一样，更需要关爱。虽然他的人格屡遭践踏，但他仍然保持着善良的天性。
他觉得狗比人忠诚可交，所以一辈子不吃狗肉。后来我家养了七年的小狗丢了，他难过得几次落泪。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每当散步时遇到小狗，总会停下来多看它几眼……
没想到，我的这次到来又给贺玉增加了一条罪状，他们批斗时质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能找到敬老院？是谁给她通风报信的？”
从靠山屯回来我就病倒了，高烧，说胡话，一连躺了好几天。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七节
五十六天产假过后，我就把连脑袋都挺不起来的女儿送进了托儿所，自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这天晚上，体工队的高顺千师傅来我家了。
我以为贺玉出事了，急忙问他：“高师傅，你怎么跑来了？是不是贺玉出事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回头瞅瞅门外，小声问我：“家里没别人吧？”
“没有。是不是贺玉出事了？”我急忙拉他坐到炕沿上。
“别害怕。贺玉让我给你捎来一封信。”说着，他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贺玉真的没事？”我不敢相信。
“真的。”
高师傅是体工队的老厨师，我当运动员时他就在体工队了。人很倔，但很正直。他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雅文，你可别听那些人瞎吵吵！我告诉你，体委我最佩服的就是周贺玉！当年，体委主任下令给他一个人做健将灶，饭菜都摆上了，人家周贺玉就是不吃！现在看来多亏他没吃，他当时要吃了健将灶，这回批斗不就更狠了？雅文我告诉你，周贺玉可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你可别听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苗，说穿了不就是嫉妒贺玉吗？”
在这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世界里，我终于听到一位厨师为贺玉说了几句公道话。
临走，高师傅说他明天下午回靠山屯，让我给贺玉写封信带回去，他明天上午来取。
高师傅走后，我急忙拆开信……
只见信中写道：“亲爱的，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你不知它是多么不容易，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和女儿，可我只能在梦中与你们相见……”
我在擦拭信纸上的泪水时，无意中发现，信纸上好像扎着许多针眼，我急忙拿到灯前一照，天哪，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在一个个并不连贯的透着针眼的字句里，竟隐藏着一颗不肯屈服的灵魂——“我是冤枉的，是造反派陷害我。你要找上级替我申冤！”
我急忙跑到市革委会一位朋友家里，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朋友却说：“我劝你谁都不要找，找也没用。你去找，只能给周贺玉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劝你等一等，中央很快就要召开‘九大’了。像周贺玉这样的问题，只能等中央的精神……”
我连夜给贺玉写了一封信，也像他那样，把一些重要内容穿插在话语之中，扎上针眼，告诉他“‘九大’快要召开了，你要耐心等待……”
后来，高师傅和一个叫张富森的场地工人，担着被造反派抓住批斗的危险，多次给我和贺玉偷偷地传递书信。他们把信藏在厕所旁的碎砖堆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在信中，除了传递一些重要消息，我告诉他：“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你要被判刑我等你。你要被下放农村我跟你去！我已经攒了七十元钱，准备跟你下放农村过日子……”当然，这些真实内容只有冲着灯光才能照出来。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一封都没有留下，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就全部烧掉了。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八节
1969年2月17日，大年初一。
我早早地吃过早饭，背着女儿，拎着一饭盒饺子、一瓶肉酱、几条炸黄花鱼、一捆大葱，怀里还揣着几个怕冻的苹果，踏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
我要让贺玉看看女儿，也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一路上，刚刚七十多天的女儿，一直在捂得严严实实的被子里哭。我边走边用拎着东西的手，不停地拍她，哄她：“噢噢，好孩子不哭！咱一会儿就能看到爸爸喽。噢噢，好孩子……”
可是女儿一直在哭。我不敢掀开被子给女儿透透空气，怕她冻着，可又怕空气少了捂死她，一路上就这么拍着、哄着……下了汽车，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小，我急得跟头把式地往前跑，跑得我满身大汗。
到了敬老院，我紧张地四处瞅瞅，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也没有狗。我急忙推开一间屋门，只见屋里只有一个我认识的造反派及一名工人模样的人坐在炉边烤火。原来其他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只留下两个值班的看着三个“牛鬼蛇神”。
我急忙把女儿解下来放到炕上，看到女儿捂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被子都哭湿了。
不一会儿，贺玉被那个造反派带进来了，一见到我们娘儿俩，他眼里“刷”地噙满了泪水……
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当我跟贺玉谈起这段往事时，我们仍然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他说：“看到你和孩子来看我，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住你们。在你们娘儿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反而让你背着孩子大老远地跑来看我。没想到，我和女儿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这失去人格、失去尊严的牛棚里……前一天，我还在被人批判，今天又被人看押着来到妻儿面前，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再说，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很厉害，我不知我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着，他道出了多年来从未说出的心里话：“你知道我从不打孩子，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不打他们。我觉得孩子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出生的，是在我们受压制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对不住他们……”
当时，贺玉端详着女儿的小脸，说她的脸型和小嘴像他，鼻子像我，眼睛谁都不像……看着看着，他忽然问我：“哎，你看这孩子怎么皱着眉头呢？”
我随口说了一句：“愁的呗。”
说来奇怪，女儿生下来就皱着小眉头，一直到七八个月他爸爸被放回来以后，家里有了笑声，她的小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
贺玉问我月子里怎么样，我说挺好。我没告诉他煤烟中毒的事。我问他住的屋子冷不，他说不冷。我们都把各自的痛苦隐藏起来，把装出来的笑脸留给对方。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炕沿边，正亲切地聊着，一直背对着我们坐在火炉边的那个造反派，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周贺玉，差不多了，该回去反省了！”
一听这话，我和贺玉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望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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