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国内节日期间旅游业、餐饮业、商场、娱乐业都得加班加点挣钱，这里一到节日商场全都关门，大家一起到草地上、广场上玩耍去也。我对豪哥说荷兰人可真幸福，节日这么多，隔三差五就放假。豪哥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大叫起来：人家瑞典人一年休假187天呢！上半年班休息半年？啥也不说了，人比人气死人！
慢功出细活
相安无事住了大半年后，天气转暖，家里的温度需要随天气调节了，结果那套庞大的制热系统被我“不当操作”弄坏了，家里没热水了，这回可没希望换新的了，人家有英文说明书。我痛苦万分，洗衣机的工作我还可以代劳，没有热水洗澡可怎么过，天知道他们会让我们等多久。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房东，房东说这套设备是在保修期内，不涉及到维修费用的问题，你们随时可以自己给公司打电话。这次的结果大大出人意料，电话刚打过去，不到一个小时，人家就上门来“看看”了。我惊讶极了，是我们运气特别好吗？原来荷兰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拖来拖去，在他们看来直接影响生活的事就是属于“加急”型的，必须以最快速度解决。厂家说明天早上八点准时上门维修，保证让你们用上热水。我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啊，终于找到点当上帝的感觉。
维修人员果然一大早就带着工具上门了，检查只用了10分钟，说是一块电板烧坏了，更换电板也只用了10分钟。电板为什么烧坏呢，是因为洗衣机的水温调节不当，长期负荷太高，这笔帐还得算到那个“不当操作”的美国人头上。我松了口气，只要责任不让我全担我就很开心，更开心的是，看看人家这效率，谁说欧洲人效率低？是我说的？那是我以前不了解，现在更正一下，欧洲服务业效率挺高的！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么神奇，越是干脆利索的过程就越有可能有一个拖泥带水的尾巴。维修人员把电板换上后，盯着这套制热设备左打量右打量，然后说这个设备装的有点歪，我看了半天没发现哪里歪啊，再说是安在工具间里，没什么影响的。不知道这两个小伙子的确是对工作高度负责，还是今天就这一个活儿可干，他们坚持要拆下来重装。我一时大意，忘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乐极生悲之类的人生哲理，只想着不能打击人家的工作热情就满口同意了。这套设备有好多条管线连接着，拆下来可不是个小工程，既然他们不怕麻烦非要拆，那就拆吧，反正都已经修好了。我在一边大发感慨啊，看看人家的工作态度，看看人家的工作热情，经济咋能不发达，人民生活咋会不幸福嘛。而此时上帝捂着嘴偷偷地笑了起来，不幸的是这个笑容在我心里只闪了一下就被我屏蔽掉了。这一拆就拆了四个小时，越拆我心里越毛，眼前的情形太像修洗衣机的过程了，我的神上帝以及老天爷啊，千万再出什么花样儿啊。当时我脑海里就一直盘旋着一首歌：“……。我忧郁地看着你……你却想逃避……”我用要多忧虑有多忧虑地眼神紧紧盯着他们，不幸的是我的祈祷晚了一步，忧虑也来不及了，上帝已经决定和我开这个玩笑了。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四点，中间还多请了一个电气师傅过来帮忙，三个人挥汗如雨，大干快上了一番后，特别不好意思地推选了一个代表向我汇报维修结果：电板是修好了，不过在拆下重装的过程中，没留神把风扇拆坏了。旧疤才愈又添新伤，我心凉了半截，今天可是周五啊，千万不要告诉我下周才能解决。紧接着我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话：这个风扇我们需要拿回去更换，下周一早上到您府上给您全部安装好。我都快要哭了，可是看看他们一个个满手油污，满脸是汗，还满脸的抱歉，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哭笑不得的事都让我遇上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效率高的还给我来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看来我还得重新更正：欧洲的服务业质量很高，但效率的确不高。
最后一个维修经历则更加让我难忘，我有一件非常喜欢的外套，不小心把拉链头弄坏了，这绝对是生活中的一件小小事，在国内基本不算个事儿，随便找个小摊儿，一两块钱顶破天了，并且立等可取。在荷兰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先说去哪里能找到修理拉链的地方就着实花了我一番功夫，经好几个热心朋友指点，我穿过九曲十八弯的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个小店，这个小店是做成衣的，进去一看，大喜过望，店主是一个华人，一开口，晕了，他听不懂普通话，我听不懂闽南语，只好使用国际通用语吧，可笑不，中国人遇到中国人得讲英语。他说可以修，不过得等几天，也不长，一周吧。一周就一周，能找到地方修我就很开心了，我碰到很多荷兰人自己都不知道该去哪修呢。正在我放下衣服想走的时候，他拉住我，递给我一张价格表，指着其中一项让我看，妈呀，二十二块六，金子做的拉链啊，脑子里迅速闪现出一句周星星经典台词：你怎么不去抢？！这件外套才合欧元十多块，一个拉链头他竟敢收我二十二块！我确认了一遍没看错后，像超人般消失了。我得赶快回家土法上马自制拉链去，找了小半辈子商机，从天上掉下来的发财机会可不能轻易错过。
没奶油了就很惨吗？
安妮·弗兰克是一位犹太少女，原来居住在德国法兰克福，纳粹兴起后随家人避难到阿姆斯特丹，安妮虽然躲在密室里，但她的日记中所记载的大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她描述了犹太人如何被德国纳粹残酷迫害和屠杀。写到了避难时期生活的困窘，多次描写阿姆斯特丹被轰炸所造成的恐惧，不断谴责种族歧视，而藏匿中的日常生活又充满了恐怖。13岁的犹太女孩安妮对盖世太保的恐惧、对躲藏生活的绝望和对世界天真的幻想，一点一滴地汇集成一幅真实而悲惨的历史画卷。时至今日，安妮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标签”，她象征着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受害者，甚至已经成为宗教迫害和暴政统治下受害者的象征。
进去以后，才知道我们参观的是一间空屋子，故居一般都会尽量保持原样，但是安妮小屋却空空如此，我绝对是参观队伍中的不和谐因子，从进去就开始内心独白，内容全是唱反调儿的。我先是在心里说，她家房子不小啊，还挺大，比现在好多人住的都大，这个人指的是中国人。然后看到墙上挂的家人旧照片，穿的也挺好的，即使在小屋里躲着还仍然听音乐，画画，学跳舞，这就和我的想象出入很大了，觉得不够悲惨。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好像心比别人硬，血比别人冷，所以让我看起来就有点淡淡的，只是感叹了一下被迫害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减，信心不灭。看到她家“简陋”的卫生间时，我却在想在九二年以前我家卫生间还没这个好呢。当我踏上窄窄的木楼梯时，才隐隐约约有一点伤感和同情，花季少女被关在这里面，天天给想象中的朋友写信真的挺残忍的。所有的游客都停留在一个展品前摇头叹息，我也去仔细看了看，是安妮日记内容节选，说的是从今天起她家没有奶油了，只能用黄油抹面包，只能吃土豆，不和谐的声音出来了：没奶油了就很惨吗？在中国某个时期好多人连土豆都没得吃，还黄油呢。被屠杀的恐惧和最后的悲惨结局咱可能和安妮的命运不相上下，但物质生活的贫困咱绝对领先于她。由于我这个唱反调儿的从一进门就开始偏离主线，所以我认为这个小屋对中国人教育意义不大，反正没教育到我。二战时中国也是受害者，随便找个老百姓日子都比他们惨的多，所以只能教育欧洲人，他们才会对没奶油产生共鸣，而我则不以为然，因为我至少在十四岁以前不知道奶油是啥东西。
出来以后我直说浪费时间，前后花了快两个小时，也许我事先把安妮日记通读一篇感受会不同些。我们找了一个街边的小咖啡店进去，里面温情脉脉，老人们坐在窗边，品着咖啡，喝着荷兰特有的“琴酒”，精致的服饰和优雅的笑容，真让我珍惜美好的此时此刻，安妮的教育意义不是没有，就是来的迟了些。刚把午餐吃完我就有点坐不住，这是我的毛病，我承认我其实不会休闲，在太阳底下喝咖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形式，却不是享受阳光，享受生活的过程，我总是心不静，看来休闲也需要背景，内心浮躁的人连休闲都需要去学习。
从红灯区走过，男人们变成了君子
说起荷兰的开放，那得看怎么说，大家都知道在荷兰安乐死、吸毒和同性恋合法，我有点不解，抓住一个荷兰人仔细问了个清楚。问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三个提案，他哈哈一笑，回答说：荷兰人不是支持，而是不反对。他拿自己举例子，他本人自然不吸毒也不是同性恋者，当有关提案出来时，他的想法就是假设我是吸毒者，我是同性恋，那么我当然希望有法律保护我，估计这种想法的公民比较多，所以也就通过了。就这么简单？这分明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荷兰人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法律保护，只有能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尊重公民个人的意愿，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的利益才是对公民负责。仅就安乐死一项，大家都认为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但是在荷兰，应他人请求帮助他人自杀原则上还是犯罪，仍然可能构成受他人嘱托自杀罪，可以判到最高12年的监禁。但是如果是医生根据该安乐死法案的一条标准实施的，这个标准翻译过来叫“适当关心标准”，并且需要根据殡葬法的规定通知地方验尸官，地方验尸官审查后，符合适当关心标准才可以免责，也就是说必须符合所规定的所有标准，医生才可以实施安乐死帮助患者自杀，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久病不治，哭着喊着：太难受了，让我早点死吧，就可以安乐的。为了保障一小部分人的权利得到主张，荷兰就不惜弄出这么一个难把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