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262“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263，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264“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265。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4）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和“小说”两组。小说组成员还有胡适与刘半农。二位来北京大学任教比周作人稍晚，也都成为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刘半农曾谈到当时对周作人的印象：“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266次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小说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此举虽非周作人所发起，他却堪称这方面的前驱。参与上述活动，使得周作人很快成为一个以革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群体中的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命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267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参加进德会，为乙种成员。——进德会发起于民国元年，此时为蔡元培所大力提倡，“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268。其基本戒为不赌，不嫖，不娶妾；选认戒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乙种成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选认戒者。“不嫖，不娶妾”，自符合周作人一向的妇女观；此后他涉及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待两个兄弟的婚姻的态度，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一九一八年旧历除夕，刘半农造访绍兴会馆。在所写的一首诗中，透露周氏兄弟“欲招缪撒，欲造‘蒲鞭’”269，即有意在文学及批评方面一展身手。“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继《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古诗今译》之后，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了所译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这是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完成于该年一月二十一日；接着又有所译俄国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面世270。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271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小说所以毫无成绩，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现在他正是为了给中国作家提供可资模仿的榜样。继而揭载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272，乃是周作人“研究外国著作”的论文。此文更促使鲁迅以后将武者小路实笃这剧本译为中文。——所有这些，都在“欲招缪撒”之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5）
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贞操论》（《貞操ハ道德以上ニ尊貴デァル》）273译为中文发表，是周作人首次在思想问题上向传统观念发难；也标志着他自张勋复辟以后的一番思考，开始有了结果。妇女问题素为周作人所关注，现在则说：“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研究。”此文引起很大轰动，《新青年》接续刊出胡适《贞操问题》274、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275等文章，予以讨论。然而对周作人来说，其意义实际上超出妇女问题之外，乃是要对既有的全部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重新加以评衡，即如与谢野晶子所说：“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倘若人间为道德而生存，我们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隶，永久只能屈伏在旧权威的底下。这样就同我们力求自由生活的心，正相反对；所以我们须得脱去所有压制，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充实有意义。”周作人随后所写《祖先崇拜》、《思想革命》等，都是依循这一思路。《贞操论》使周作人一举成名。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与此篇是在《新青年》同一期上发表，兄弟二人遂一起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核心人物。而《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旨趣，正与周作人翻译《贞操论》的用意相通。
六月下旬，在收到北京大学的续聘书后，周作人回绍兴探亲。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已经从地方的中学教员变成全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翻译家和思想家了。赶上曾经任教的省立第五中学以及明道女校学生毕业典礼，周作人均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说。直到九月，才返回北京。其间翻译了多篇外国小说，如瑞典斯忒林培克（Johan August Strindberg）276的《改革》、《不自然淘汰》，蔼夫达利阿谛斯的《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显克微支的《酋长》和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等，都交《新青年》陆续发表。他还抄录了一卷儿歌，共七十四首，寄给在北京的刘半农。
二
《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起开辟“随感录”栏目。周作人为这栏目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中译“英国安得森著”《十之九》的277，略有“欲造‘蒲鞭’”之意；第二篇则正面介绍了英国学者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278所著《爱的成年》（Love’s ing…of…Age）。文中引用凯氏的话：“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氏认为，这说法“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279。从最早写《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时起，妇女问题就一直在他考虑之中，此后也还写过许多文章，如《北沟沿通信》、《妇女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刘香女》、《〈双节堂庸训〉》等；实际上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正是凯本德的话。周作人的妇女观进而造就了他的社会观，以后更归结为：“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280他之宣扬“新村主义”，乃至对中国一九四九年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同，都可在此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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