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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4）
这年十二月，周作人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并与沈兼士共任主任。他的贡献在于，两年后《歌谣周刊》创刊，坚持不将所谓“猥亵的歌谣”排斥在征集对象之外。所撰《发刊词》有云：“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足可见其明达之处。以后他与钱玄同、常惠一起以个人名义征集，“我们所搜集的不单是歌谣，凡是猥亵的故事笑话以及猥亵话都在收罗之列”341。他还作《猥亵的歌谣》一文，专门论述此事。然而这项严肃的研究终未完成，搜集的资料亦已散失。
四
周作人患了一场大病——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云：“晚颇疲倦。”二十四日：“晚微热。”二十五日：“热三十八度三分，咳嗽。”二十九日：“上午往山本医院，云系肋膜炎。”次年一月一日始“卧病”。这对他的情绪、思想影响很大。在一首题为《梦想者的悲哀》342的诗中，说：“‘我的梦太多了。’/外面敲门的声音，/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你这冷酷的声音，/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阿，曙光在那里呢？/我的力量真太小了，/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穿入室内的寒风，/不要吹动我的火罢。/灯火吹熄了，/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只怕在风里发火，/要将我的心烧尽了。/阿，我心里的微焰，/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与先前在新村运动中那种兴奋坚定大为不同，似乎已从理想回归现实之中，仅存“心里的微焰”而已。三月初稍愈，译了千家元麿的短篇小说《蔷薇花》，所作论文《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才成半篇，即因病情又复恶化而辍笔。
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入住山本医院，五月三十一日出院。“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343包括《过去的生命》、《中国人的悲哀》、《歧路》、《苍蝇》和两首《小孩》，都是鲁迅探望他时笔录下来。这些诗流露出更为浓重的迷惘彷徨之意，《歧路》344一首尤其明显：“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我爱耶稣，/但我也爱摩西。/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吾师乎，吾师乎！/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5）
六月二日周作人到西山碧云寺养病，九月二十一日返家，十月重回北京大学授课。养病时所写《山中杂信》345，揭示自己的心境说：“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共产主义”、“耶佛孔老的教训”大抵与他曾经宣扬的新村同属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尼采的超人”、“善种学”和“科学的例证”则与此相对立。及至下山前不久，还说：“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此种思想上的两重性，对于周作人来说是新的气象，以后一直延续下去；要而言之，其一趋向“兼济天下”，其一趋向“独善其身”，分别与他身上的“流氓鬼”和“绅士鬼”相呼应。——《山中杂信》是写给《晨报》的编辑孙伏园的。他本名福源，是周作人在绍兴时的学生，一九二〇年进《晨报》编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该版扩展为《晨报副刊》。孙伏园所编《晨报》第七版和《晨报副刊》之于周作人的意义，犹如从前的《新青年》及《每周评论》。
西山养病期间，周作人读了多部佛经。“这回所看的都是些小乘经，随后是大乘律。”346或为家人带来，或向佛经流通处函购。以后他说：“我读《梵网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戒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尝举食肉戒中语，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加以说明云，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又盗戒下注疏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我曾屡致其赞叹之意。”347与十六年前那次阅读佛经相仿佛，这回对于周作人来说，又好比一场精神洗礼。“明智通达”、“博大深厚”的气象，以后也在他的笔下显现出来。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6）
与此同时，世事亦在他的关注之中。“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348他写了多篇抨击现实的杂文。其中《碰伤》349系针对新华门前军警殴伤索薪教员事件而作，又是用的“别扭的写法”。他说：“事情出在六月上旬，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教员自己‘碰伤’，这事颇有滑稽的意味，事情是不愉快，可大有可以做出愉快的文章的机会，我便不免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了一篇短文。”350
《美文》351也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之作。其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352作者提出：“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现代文学史上的随笔或小品文，即由此发端。而自觉地表达有关白话文的文体意识，这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其意义并不限于随笔写作。“文学革命”至此才从“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353的程度更上一层楼。周作人曾举自己的《祖先崇拜》为例说：“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354这也可以用来批评包括周氏在内的第一代白话文作者此前多数文章。胡适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355正道着《美文》及周作人等随后将此种文体意识付诸实践的特殊贡献。前述《山中杂信》、《碰伤》，以及先用日文后用中文写的两篇《西山小品》，就是周氏最早一批美文之作。
周作人说，他在西山“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356。周氏开始自学世界语尚在此前，一九二〇年九月二日“阅Jones世界语教本了”，十月二十日致长岛丰太郎信中则云：“我正在学习世界语。书能稍稍读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语写作。”357九月二十三日“译世界语小说二篇”，即波兰普鲁斯作《世界的霉》358和亚美尼亚阿伽洛年作《一滴的牛乳》359，是他这方面最早的译作。周作人宣传新村时即已提倡世界语：“将来因时势的需要，可以在国语上更加一种人类通用的世界语，此外种种国语方言，都任其自然，才是正当办法；而且不仅言语如此，许多事情也应该如此的。”360现在学习这门语言，则有如当年学习俄文，旨在搜罗难得的材料，以便从事移译。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