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却在于此：“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当初宣传新村，同样提倡的是个人主义；此亦证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正是殊途同归。五卅运动发生，周作人这一立场更其彰显，他说：“中国现在应该根据正当的民族主义，办教育，练兵。然而如没有自觉没有改悔，这也是空想梦话，——什么都是空想梦话。”473——至于“国民文学”，在他最终归结为一场全面的国民性批判：“我们在反对别人之先或同时，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则只是拳匪思想的复活。”“在积极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还有这几件工作：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474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9）
三个月后，《论国民文学的信》重新在《语丝》——那一期几乎是“国民文学”专号——发表，周作人补充说：“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成国民文学的提唱之理由。但是，有时又觉得这些梦想也是轻飘飘的，不大靠得住；如吕滂（Gustave Le Bon）所说，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结果几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骞国王手中的账簿，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这又使我对于一切提唱不免有点冷淡了。我的微小的愿望，现在只在能够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这倒是还无妨无妨。”475说法较前稍有调整，更接近于“教训之无用”。然而“教训之无用”毕竟只是周作人思想的一极，他从启蒙者向着纯粹思想家的转变始终是不彻底的。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女师大风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周作人担任筹备主任，共同任教的有张凤举、徐祖正，三人以后结为“骆驼社”。周作人又应沈尹默之邀，在孔德学校教中学十年级国文课。他的译作集《陀螺》476和随笔集《雨天的书》，分别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与十，于九月和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们展现了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之后不同既往的面貌。《陀螺》收录的是希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诗歌小品，除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和日文者外，均据英文、日文和世界语转译477。虽然只有一小部分是在《点滴》和《现代小说译丛》之后译出，相比之下，却颇能看出“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译者的态度——不是对待翻译，他所取的仍为“直译”之法；而是对待文学的态度——多有变化，即如其所说：“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周作人的翻译历程，《域外小说集》前后各是一段落，《陀螺》起又是一段落，多少回到最初那种“觉得很有趣味”的路数去了。
《雨天的书》所收，主要是“自己的园地”、“绿洲”两个专栏之后的随笔作品。作者的趣味、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序言有云：“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如前所述，他强调的不过是自己的某一方面罢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0）
三
《〈语丝〉发刊辞》所云“对于一切专制与卑劣之反抗”，要到几个月后，才有教育总长章士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瑜与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人陈源成为靶子；而且在周作人眼中，恰恰分别代表“专制”和“卑劣”。不过他说：“‘那只大虫’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时候，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评论，但觉得这班东西太无人气，在《语丝》上不曾提到佢们，……”478虽然通称“语丝派”，至少周作人相当一段时间内选择《京报副刊》为直接“反抗”的阵地，发表在《语丝》上的文章则更侧重于文化批评。此外他还和张凤举、徐祖正合办一份纯文艺的刊物《骆驼》，于一九二六年七月面世，但仅出版一期，未见赓续。
一九二二年九月，周作人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肇始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作人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云：“下午女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是他首次牵涉其中：“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79五月初周作人写《论章教长之举措》480，还只是说：“秋桐先生大约不至于想取缔思想。倘若想取缔，那可以说是乖谬，倘若更想取缔文章，那么这真是乖谬至于滑稽了。”待到杨荫榆倚仗章士钊支持，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名干部学籍，周作人便于五月二十一日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校务维持讨论会，并明确表示：“我个人的意思是希望杨先生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责辞职。”481五月二十七日，又与同为女师大教员的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指出：“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这被陈源攻击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挑剔风潮”482。——此前周作人还“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483。遂在六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反驳：“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实在可怜极了，但佢不知道也正因此更引起人家的反感，有些像我们这样的‘狂简小子’，向来不愿多嘴的人反而说起话来。”同期刊出鲁迅的《并非闲话》，态度正相一致。周氏兄弟着力谴责章士钊等的倒行逆施，以后又与为之张目的陈源展开论战，其间多所配合，且因共同参与维持女师大校务之事难免见面，但这并未使他们的私人关系得以恢复。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1）
周作人之介入女师大风潮，虽是顺应时势，却非随波逐流。他曾在《与友人论章杨书》484中表白：“老实说，我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并不是代表籍系的公意，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我知道自己也是一个书生，（要感谢或诅咒历代士流的传统！）正如章君在报蔡先生书中所自述，‘惯为大言，好预事故’，这正是我的坏脾气，所以在一年里总要白花好些时间作无谓的文章，讲那些不值一讲的事情和人物。我希望能够改过，但是此刻似乎还难做到。……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以后又补充说：“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气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特别以蔼理斯与阿那多耳法兰西的影响为多，我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之反抗即从我的这种意见发生，我的反对章士钊——及其甲寅运动亦即是这种反抗之一种表现。”485“我意思是说，‘我自己虽没有兴致踢球，但为保障踢球的人的缘故而被骂或打，我是愿意的。’我自信现在的反对‘大虫运动’实在也就是这种表现之一。”486可见仍是其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使然。周作人曾说：“然而宽容绝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487现在所取即后一层意思，反对章、杨，正是“不忍受”的表现。在一篇不满于胡适面对此种形势“终于未见动静”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此义：“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且更直截了当地说：“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欤？”488其实这并未超出周作人所谓“宽容”的范畴；反倒应该说，不如此则其宽容观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