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矣哉！可不戒欤？”488其实这并未超出周作人所谓“宽容”的范畴；反倒应该说，不如此则其宽容观不能得到完整体现。而在周作人，还不止是写文章而已。“我还有一次以学生家长的资格，出席于当时###所召开的家长会，——我其实并无女儿在女师大念书，只因有人介绍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叫我做保证人，这只须盖一个图章，本是‘不费之惠’，不过有起事情来，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证人是要代家长负责的，这是寻常不会有的事情，但是我却是适逢其会的碰着了。……那一天的日记只简单的记着：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这会议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阁议已经通过###解散女师大，改办女子大学的决议，这里招集家长前来，无非是叫约束学生，服从命令的意思。当时到场二十余人，大都没有表示，我便站起来略述反对之意，随有两三个人发言反对，在主人地位的部长章士钊看见这个形势，便匆匆离席而去，这便是那天无结果的详情。”489周作人虽对此种反抗的结果无所期待，却不认为反抗本身没有意义——哪怕它仅仅是种表示，仅仅是一己人格的证明：“我们此刻的反抗只能限于言语文字，如没有效验，实在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倘若有实力，我想也可以用，——不过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么？在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人如不是把‘人气’减少以至于无，就不会得到什么实力或高位，即使是关于教育文化的事情。我只是就理论上说，不妨用强力反抗。唉，我终于变为托尔斯泰的叛徒了。”490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2）
周作人的论战之作，大多承袭他五四时期平白显豁的文风，然而亦有近乎《前门遇马队记》、《碰伤》一路“别扭的写法”或“愉快的文章”。他曾说五卅之后所作《吃烈士》是“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491，批判章士钊和陈源时，所写文章也常常反语迭现，举重若轻。“我写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德（Swift）散文的启示”，而在此之前，周作人已经将斯氏的《育婴刍议》492和《〈婢仆须知〉抄》493译为中文发表。关于前者他说：“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周氏自己所作《让我吃主义》、《失题》、《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恕府卫》、《恕陈源》、《“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等，多少亦可当得此语。
周作人的宽容观本有“因时制宜”之意，一旦情形变化，自然此消彼长。他曾说“我希望能够改过，但是此刻似乎还难做到”；“还难做到”渐至不成问题，“希望改过”随即抬头了。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在《我最》494一文中说：“我所顶看不入眼而顶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第一种人满脑子都是‘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原语系疑古玄同所造，今用无卯总长呈执政文中语代之，较为雅洁而意义恰合），又复和以巫医的野蛮思想，提了神秘的风化这二字咒语，行种种的罪恶，固然可憎极了，第二种人表面都是绅士，但是他们的行为是——说诳，反复，卑劣……尤其是没有人气，因为他是野蛮之更堕落的了。在最近的女师大事件里，我们居然得见许多这样的人物，这个恰好投吾所好，有了说话的资料，不免写了几篇文章，——但是正经事却也误了不少。”当下宣布“我不再来反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而这工作是：“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其中“文明的野蛮”与“假道学、伪君子”不无关系，但在他还是有进与退的区别。谈及“语丝的文体”时，周作人又提出：“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495此时章士钊及其所倚靠的临时执政府总执政段祺瑞“下野之兆已见”，周作人遂表示：“‘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日树到胡狲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分。”496其中多有反语，不能十分当真；但总归是不同既往的姿态。不过他很快发觉判断有误，特作《大虫不死》497予以订正：“自从章士钊忽然不见之后，有些有绅士气的乱党忽然挂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所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老虎何尝死呢”，“章士钊决不是孤生独立的，他是中国恶劣旧势力的代表，他的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坏人挨挤着，推着，他一个人偶然倒了，他背后的那些‘卯部’，多数的无名之老虎是不会倒的，所以他这个大虫是一个不死的，至少也是死而不僵的虫。”——此文尚且写在鲁迅因林语堂追随周作人宣扬“费厄泼赖”而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前498。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3）
周作人将自己此种表现，归结为“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499他说：“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鬼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衖头衖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fiauletoüg tsern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rchu！’（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对周作人来说，这是迄今最深刻的一次自我剖析。“绅士鬼”与“流氓鬼”，以后他又说成“隐士”与“叛徒”500，归根结底，区别在于接受既有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与否；而终周作人一生，统可归结为这样两种倾向或双重人格之相互消长。前述反抗与宽容，乃至启蒙主义与反启蒙主义，分别根植于这“两个鬼”。二者不时发表不同意见，显示的是周作人真实而复杂的自我——前面已经提到，他并无意掩饰这一点。“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501不妨将此视为一种“复调”，一种自我争辩或自我启发。其中任何一个声音都是真实的，但都不足以代表他的全部。
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二六年交替之际，周作人以“不打死老虎”结束了这场论战中自己的前一阶段，马上又以“大虫不死”开始了自己的下一阶段——徐志摩时已接编《晨报副刊》，对陈源多所恭维；周作人遂于一月二十日在该报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由此重起与陈源之间的交锋。颇多笔墨纠缠于“叫局事件”：“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502周氏晚年提及此事，犹言“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及至三月十八日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屠杀民众的惨案发生——那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他作《恕府卫》、《恕陈源》二文，视向民众开枪的执政府卫兵与收受官方贿赂、诬陷死难烈士的陈源为同样“无知识”和“奉令”，——因为“知识似乎不单是指能看几本外国杂志的力量”503。随后更归纳说：“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504“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505周作人将陈源之流此等举止，视为中国知识界发生分化，从而丧失整体上的独立性与反抗性的征象：“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506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4）
三一八惨案后，周作人作《可哀与可怕》、《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等文，言辞质朴，寄意沉痛。他谴责屠杀者，哀悼牺牲者，赞美“新中国的女子”之“大胆与从容”507，但因素不主张请愿游行，故有“白死白死”508之慨。他还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作独幕剧《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有云：“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后，我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郁抑，想起这篇东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509三一八百日纪念时，他说：“据我想来，这决不是普通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