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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9）
上述诸书中，以《谈虎集》最直接也最充分地反映周作人自倡导思想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它的编辑出版，给了作者一个反思既往、自我剖析的机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为此书所作后记有云：“在这些文章上表现出来的我的意见，前后九年，似乎很有些变了，实在又不曾大变，不过年纪究竟略大了，浪漫气至少要减少了些罢。我对于学艺方面，完全是一个‘三脚猫’，随便捏捏放放，脱不了时代的浪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有许多事实我不能不看见而且承认，所以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在近来愈益显著。我常同朋友们笑说，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根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那一部书。我不是这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没有一家之言可守，平常随意谈谈，对于百般人事偶或加以褒贬，只是凭着个人所有的一点浅近的常识，这也是从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普通知识中得来，并不是怎么静坐冥想而悟得的。有些怀旧的青年曾评我的意见为过激，我却自己惭愧，觉得有时很有点像‘乡愿’，譬如我是不相信有神与灵魂的，但是宗教的要求我也稍能理解，各宗的仪式经典我都颇感兴趣，对于有些无理的攻击有时还要加以反对；又如各派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我都很表示尊敬，然而我自己是不信仰群众的，与共产党无政府党不能做同道。我知道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这是我所以主张宽容的理由。还有一层，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琵亚诗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只是没有那样乐观，因为究竟生在达尔文茀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了。”540自此周作人完全自成面貌，与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先前并肩作战的鲁迅和近来颇显生分的胡适在内——判然有别。在他乃是性格、爱好、思想、学问所致，亦是当下时势使然：“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地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然而我还缺少相当的旷达，致时有‘来了’的豫感，惊扰人家的好梦。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殊有康圣人的‘不幸而吾言中’之感。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棒喝主义现在正弥漫中国，我###年前便怕的是这个，至今一直没有变，只是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这大约也是一种进步罢。”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20）
对于周作人来说，不仅仅是“心思”有所变化，他继而宣布：“从今年起（或者不如从龙儿年起更为合式），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不问国旗，恐怕不能写什么文章，……”541不过一时未能实行，《语丝》仍不断刊出他的愤世嫉俗之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在《北新》半月刊开辟“夜读抄”专栏，但仅登载两次即告中止。介绍旧译《黄蔷薇》时，他说：“不知道在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人很攻击过革命文学，对于阅读介绍弱小民族文学这一件事也大加非难。到了现在，大家都大谈其革命文学了。我虽然对于革命文学仍然不很热心，但觉得阅读弱小民族的文学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英法德义，但莎哥嚣，本来值得也应该有人去弄，但弱小民族也有他们的灵魂，表现在文学上面，我们当一样的尊重，而且在此刻的地位中国人更应对于他们感到亲近，古诗人说：‘贼能知道贼的足迹’，现在可以改说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542——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周作人亦被牵连在内，因为语丝派仍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543有云：“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何大白《文坛的五月》544则说：“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倾向，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过是以下几种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当的不平，些须的人道精神。他们有的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有的在帝国主义武装保护的北京城中，翻译着古代希腊的恋歌，日本武家专政时代的俳句，一面却高撑着由武者小路的新村借来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只这两个代表的先生（不是老生！）已经够叫我们看出他们的矛盾和无聊赖了。”此前编订《艺术与生活》一书，周作人重视的是自己今昔的变化；现在受到攻讦，他却强调不变的一面。他之所以重新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乃是自觉比“革命文学家”更能理解中国的现实——这也可以形容为“奴隶能了解奴隶的心情”。一九二八年八月所译独幕剧《婴儿杀害》亦可看作这类作品，虽然作者山本有三并不属于“弱小民族”。革命文学甚嚣尘上之际，周作人藉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本篇声明系‘社会剧’，究竟他的文艺的价值如何，社会的意义如何，在我外行是说不上来。但我相信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总是应该‘打倒’的，而文学却也非是宣传，——他不是别种东西的手段，他自己就是目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沁到人心里去燃烧起来再发出为言语文字，这样可以成为好的文学，是动人的艺术而非符咒或号令。”545他既已根本否定“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也就将自恃萌生于此的革命文学看作无稽之谈——无非是与“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同一性质的“别种东西的手段”罢了：“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浑账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546自此他就站在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的对立面，将其视同“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予以反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21）
面对“反动运动之到来”，周作人所作《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等文，虽由不同话题而起，却都归结到一点上：“第一重要的事，青年必须打破什么东方文明的观念。……这种幼稚的夸大也有天真烂漫之处，本可以一笑了之，唯其影响所及，不独拒绝外来文化，成为思想上的闭关，而且结果变成复古与守旧，使已经动摇之旧制度旧礼教得了这个护符，又能支持下去了。”547而这不过是他早已指斥的“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而已。周作人说：“我所最怕的是复古的反动。现在的中国却正在这种反动潮流之中，中西医的争论即是新势力对于旧势力迫压之反抗的一种表现，所以它的成败是很可注意的。新势力的反抗当然发现于种种方面，唯关于政治经济道德各方面的几乎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