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课题研究旨在对中国传统管理赖以形成的基础和背景——思想观念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组织原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总体上概括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特征，试图说明中国传统管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传承的主要路径和方式，并结合改革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做出有关中国式管理特征的基本判断。
1研究视角
各国或各民族的管理，在技术侧面和业务侧面，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根本差异。能够从本质上体现管理的类型化特征的，是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是民族的特有观念以及在其指导之下形成的组织化方式、组织运行规则、组织目标追求等方面赋予组织管理以民族特色。因此，研究管理的类型化特征应当着眼于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近代意义上，西方工业化以来的“企业”在中国出现较晚，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中国很多企业尚处于半是企业、半是传统社会组织状态。
组织作为一种完成各种目标的机制，作为实现单独个人难以实现的目标的手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甚至作为某种意义和象征，全面地制约和影响社会运转过程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泛泛而论，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有多种表现方式和作用途径，几乎涉及文明的所有方面。但作为承载民族管理文化传统、延续传统文化管理逻辑的方式和途径，组织管理过程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和过程。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基本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社会化地形成的共有价值观念、类似的思维方式、一般行为规范，乃至建立在此之上的制度形态意义上的组织管理制度，既是传统管理文化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形成的基础，也是传统管理文化实现自身延续、强化其基本精神、转化和新生以适应变化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基于此，本课题主要从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视角切入和把握问题。
2研究重点
本课题重点关注在历代中国人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和特征。传统文化观念和管理思想建立在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且对组织管理实践有重要支配作用和影响。但由于历史久远，资料有限，今天我们很难在某一具体时代的管理观念和组织管理实践之间找出具体对应的联系。仅仅研究管理思想本身对解释现实的“中国式”管理问题还很不够，因而，将传统中国文化以及管理观念作为总的背景和基础纳入研究。历代统治者追求的、宣扬的思想和观念反映了统治者的愿望和追求，还不是当时管理的实际。结合一个时代实际的管理过程，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判断。因此，跨越了具体时代的、在历代中国人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和特征，成为本课题的重点。
3基本思路
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组织基础和民族文化早期形成的基本观念体系，是该民族社会组织乃至管理方式、管理类型形成的最基本前提。对该民族而言，组织管理方式，成功或有效的、理想的管理，都是建立在这些前提基础上的。其要点有以下四点。
（1）一个民族文化早期形成的基本观念，提供了一套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关合理社会、理想社会，包括人生意义在内的合理解释，也提供了一种思维逻辑框架。这样一套知识和意义系统，是构建社会化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的指导思想和准则。中国传统管理，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早期形成并经逐步调整最终成型的那些基本观念指导下形成的。
（2）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谋求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有关生产、生活的技能、经验和知识，形成经济活动、技术活动、劳动组织方式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法律、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并最终受生产方式支配。显然，民族的独特的物质资料生产生活方式类型（如农业文明、游牧文明、航海文明等），在民族文化包括组织管理方式的形成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在中国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基本文化观念制约下形成的、作为社会原型的家族组织类型，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基础。家族作为最基本的生存组织，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作为人生的价值和情感皈依所在，承载了生存、生产、社会生活、价值实现和情感依托等多重功能。家族成为中国组织管理最基本的依托、最集中的载体、最典型的象征。
（4）在上述三方面基础上，中国传统组织管理形成鲜明的特征，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这种管理传统虽历经千年历史演变，却以“转化性创造”方式传承至今，其核心特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1宇宙观（1）
宇宙观，又称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体现中国人世界观的主要观念有：天人合一、整体观、中庸观、和合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对立统一变化观。
天人合一
“天”指自然万物、宇宙世界；“人”指人类，指自身。天人合一，是人与大自然、与世界的统一。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高级的物类。人的本性生成于天地的本性。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道等学派中都有。＇2＇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以“道”为代表的内在规则和规律，人类必须服从“道”的法则；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与和谐等，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肯定“精神和自然界的统一”。＇3＇
“天人合一”、“人亦天地间之一物”，意味着人与万物都是整体天地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作为部分的人应该与其他物类一样，遵循天地这一整体的共通的存在法则（即天地之道），尽到人这一物类和部分对于天地宇宙整体的责任（即尽人道）。人作为天地万物、宇宙世界的一部分应当尽人之所应所能，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效法天地，从天地之道中引出立人之道，是中国哲学各流派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哲学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取向。
老子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之道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
在中国，“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动态变化性质，既不是人格神的绝对主宰，也不是对自然物的征服改造。“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之道的主观努力、能动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道”的被动顺从和崇拜。＇4＇
“天人合一”源于原始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泛化的自然神的崇拜，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钱穆和季羡林都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具体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4）；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1），是各家各派共同的基础，是中国文化最基本和主要的观念，同时也是中国人人生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其他思想观念，都是在“天人合一”基本观念基础上引申、发展而来的。
整体观
“天人合一”，天人为一。虽然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无不处在变化过程中，但这种变化是循着“天不变，道亦不变”、“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演化法则变化的。这其中，不变的“道”，演变遵循物极必反、整体平衡的法则（类似“一阴一阳之谓道”代表的变异遵循的内在法则），反映出中国文化观念中对整体、全局、不变的“一”的关注和把握。即天地的“道”根本上是不变的，变化是遵循整体平衡的法则发生的，认识“道”之所动，关注整体平衡，努力去把握整体平衡，成为“天人合一”总的观念下衍生出来的又一基本观念——整体观念。 。 想看书来
1。1宇宙观（2）
中国人习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局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最终受内在的平衡法则支配。看待、处理问题时，善于把握相生相克、物极必反、一张一弛的法则，善于把握全局而不是拘于一端，着眼长远而不是一时一事。从整体、全局出发考虑和把握问题，注重事先的筹划和谋略，谋定而后动，注重长远利害关系，成为整体观念下中国人显著的思维观念。
中庸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崇尚“中”的观念。“天人合一”的“一”，是经由“中”实现的。“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强调上下、两极的贯通和中和，强调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既不偏，也不倚；既不过头，也无不及，“过犹不及”。事事处处追求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同时，中庸所说的“度”，除了程度上的适度，在时机上的把握也是至关重要的。即在此时此地合理的“度”，到了彼时彼地就不一定合适了。这种动态的“度”，使中庸思想有了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中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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