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情感，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最基本的组织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建立在契约制度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者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之上。＇20＇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周围的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家族成员彼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相信自己的家长或同族等关系密切的人，认为“自己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否则就会被认为“见外”，而对其他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隔阂。＇21＇
二是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经过长期的生活接触产生了情感化思维。血缘、亲缘、地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而法理性、规范性、差别性则相对较弱。＇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情感化思维具体表现为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
在这样一个情感化思维发达的社会里，人情和面子极为重要，用人过程中也常表现为任人唯亲。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数字管理、精确管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执经达权
“经”指基本的管理规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中国人首先强调“执经达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彼一时，此一时也”，强调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强调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舜不告而娶”则强调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23＇
其次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人的经权观与西方权变观有所不同。西方权变观点试图了解“各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各种相互关系的模式或者各种可变因素的结构”，强调组织的可变因素，并试图了解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它体现的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24＇
1。2人生观（3）
尽管儒家理论上强调“权”要从属和服从于“经”，但由于儒家强调的“经”并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礼”的原则，是情感性极重的“经”。这使得“执经达权”流变为“礼”高于“法”、“人情”胜过“制度”，形成“人治”的传统，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框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以义取利
“义”通常指社会伦理道德，“利”指人们的经济利益。人们对“义”和“利”的追求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关于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观点。
儒学的义利观是义为利先，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乎“义”，即所谓的“以义取利”。墨学则坚持义利的统一关系，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荀子则强调义利并重，既强调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同时强调伦理道德制约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天人合一、和谐观的影响下，人主要通过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分追求利是不利于个人修养的提高的。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的观点也就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在儒家那里，作为统治者、管理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少讲利而多讲义。第二，统治者对人民不能横征暴敛，不能竭泽而渔。第三，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职责在于管理天下，而不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第四，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而不要以利（个人私利）为利。第五，统治者要利民。对于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予以鼓励，并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促其实现这种义利。
实用理性
与西方的纯粹理性不同，中国的理性是建立在现世观照基础上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例如，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也。”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因为任何寻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从上帝鬼神或依据科学而力加排斥？
天人合一观认为，万事万物内在的规则是至高无上的，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事。对立统一循环变化观则强调事物发展运行是有规律的，人对现状的改变是困难的。这些都促进了人们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思维方式，而农业生产注重经验、注重实际、注重应用的特性则是实用理性的现实基础。
“实用理性”是与中国社会的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密切相连的，由于天文、历数等涉及抽象的理性思考，远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这样的思考不会为广泛的民众所重视，也不会在广泛的民众心中扎下根基。＇25＇
中国人在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惯于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可能性、必要性、秩序性等），不冲动，不狂热，重功能，重效果。
实用理性作为一种从农业社会孕育出来的经验理性方法，一方面在管理上时刻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重人事轻鬼神，把管理活动放在实实在在的人间实务上，讲求入世，不重出世；重视德育，轻视宗教；崇尚经验，无视神异；尊崇王权，压抑神权。另一方面，不重言论，不重思辨，而注重在实际经验基础上的切实领会和直觉领悟，注重于实际行动本身。＇26＇
2。1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7＇
中国社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从生产生活的经历经验、组织基础乃至认知观念等多方面，构成中国传统组织管理的基础。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过影响“人”而改变文化结构的。农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围绕农业文明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人与“天”
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天”，所谓“靠天吃饭”。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解释复杂的气候变化现象，往往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天”“人”之间最现实的联系。由于中国农业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人不能仅仅通过对“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主要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天”虽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体现了农业文明主导下的中国人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也反映了在自然之“天”支配下“人”的自觉意识。
人与自然
农业文明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性。受所处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制约，农耕文明对土地有极强的依赖性和较为严格的要求。这种严重依赖土地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的定居生存方式。以一家一户小农耕作生产方式为基础，祖祖辈辈，一村一寨，人们安土重迁，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认识和观念的形成建立在季节交替、春种秋实、辛苦劳作的感悟、经验积累基础上。
人与人
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十分鲜明，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同宗同祖家族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关系。“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吕氏春秋·恃君》）。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团结协作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故事。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相应产生。农业文明凝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全局观念”、“整体管理”的现实渊源之一。
重农抑商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重农抑商是大部分王朝的基本国策。限制工商文明的发展不仅抑制了人口的流动性，更是限制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中国部分传统的内倾式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世代固守于农业文明的樊篱，防守着心中那千年不变的土地与“家”的存在，构筑着“家天下”的万里长城。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外向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