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首诗原有八句，刚才讲的只是它的前面四句。那么为什么现代人要把后面四句删掉呢？这样不是不完整了吗？让我们看看后面的四句是写的什么：“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原来后面四句说到皇帝身上去了。诗人说，我希望君王的心变成光明的蜡烛，这根蜡烛的光不要老照着穿着绫罗绸缎的富人的豪华宴会，而要照照穷苦人家逃荒抛下的破草房。为什么现代人常会把这四句诗删节掉？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诗人，也就是晚唐的聂夷中，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君主关注社会上的穷苦百姓，希望皇帝出面来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诗人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起来推翻封建制度。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唐代的诗人，聂夷中能这样写诗，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这首诗的前四句固然好，对贫苦农民的窘境的描写可说是入木三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也是真挚、深厚的。但是后面四句诗也并非没有价值，在封建社会里，一个读书人的希望当然只能寄托在君主身上嘛。即使拿到今天的社会来，后面四句诗也依然有意义。当然我们今天希望的对象不是君主，而是社会上比较强势的人群，就是公务员、企业老板、新闻媒体的大腕等等富裕的人，有权力的人。你们的目光不要光盯着香车宝马，盯着豪华的宴席，你们应该多看看社会的弱势群体，多看看贫穷落后的农村，看看城市里那些贫困的角落。也就是说，今天的强势人群也应该让自己的心变成一根根光明的蜡烛，也应该“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总而言之，唐诗中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篇，有很多都非常优秀。尽管唐代诗人所揭露的那些具体的内容，像安史之乱，早已成为历史了，有些现象也许永远不会重现了，但是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本身的问题或弊病，都需要诗人或其他有心人来予以揭露，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唐代诗人针对民生疾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许是迂腐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通过这类主题所传达出来的仁爱精神，那种关注社会上的穷苦人群，同情社会上的不幸人群的精神，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民生疾苦主题的唐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其中蕴涵的仁爱精神。我们的国家虽然不会爆发安史之乱，我们的人民也不再住在漏雨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的社会依然需要仁爱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和谐社会。现在大家都说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假如一个社会只有法律的尊严，那么即使大家都遵守法律，都不触犯法律，但那样的人际关系必然是冷冰冰的，大家互不侵犯，却缺乏温情和关爱。只有充满仁爱之心的社会才是温暖的，才是真正和谐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读读民生疾苦主题的唐诗无疑是非常有益的。让我们经常听听杜甫、白居易的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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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整理完了，有些情况需要向读者朋友（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我的听众朋友）作个交代。
虽然我在南京大学的讲台上已经站立二十多个春秋了，但当我踏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心里仍然有点发虚，就像刚毕业留校试讲时一样。因为我在大学里讲课，无论是针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讲课的对象都是明确的。我备课时就知道我应该讲什么，也知道同学们想听什么。我讲的课程都有明确的大纲，有些还有规定的教材，我的学生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知识背景。只要我认真地备了课，我走上讲台时心里总是很踏实的。但是“百家讲坛”就不同了，它的听众身份各异，它的内容也就众口难调。2002年南大庆祝百年校庆时，央视科教频道的编导到南大来录制我讲的《杜甫的文化意义》。那是在南大的教室里讲的，听众基本上都是中文系的师生，我讲的内容与风格都与平时的讲课差不多，讲完后还当场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那次讲座的内容后来分为两讲在“百家讲坛”栏目中播出了，但毕竟不是在央视的演播厅里录制的，并没有为我真正走上“百家讲坛”提供经验。
2007年6月，央视科教频道的解如光、张长虹两位编导专程来到南大，约请我为“百家讲坛”讲唐诗。我当即再三推辞。我深知自己不适合上电视，南大的同学常说我“不苟言笑”，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怎能在电视屏幕上讲演呢？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虽然很少观看“百家讲坛”，“百家讲坛”类图书也只读过一本王立群教授赠送的《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但我知道几位当红的主讲人都是讲历史或小说的，要想在“百家讲坛”获得较好的效果，一定要多讲故事。唐诗中虽然包含着不少故事，但唐诗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那些故事，既要让听众比较准确地领会唐诗的价值，又要像说故事那般生动有趣，我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两难的任务。
我推辞未成，便向两位编导提议不讲唐诗，改讲苏东坡。因为当时我的《漫话东坡》书稿已近尾声（此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我自觉对东坡的生平有较好的把握，有关东坡的趣闻逸事又特别多，容易讲得生动一些。可是解、张二位坚持让我讲唐诗，并允许我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来讲，不一定要多讲故事。于是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为“百家讲坛”讲唐诗的任务。我做了一些准备，7月中旬到央视试讲了一次，经栏目组审查同意，于10月开始正式录制。在录制过程中，央视的编导们对我相当宽容。他们不但允许我把讲解的重点放在诗歌内容而不是诗人生平上，而且破例允许我不事先提交讲稿给他们审查。我习惯于脱稿讲课，我觉得事先写好讲稿，即使讲解时不看稿子，听起来也会有照本宣科的味道。细心的听众朋友也许已经发现，我在录制节目时只携带一页讲义，上面写着该讲的内容要点。14讲节目的录制到2007年12月全部完成，然后以《诗歌唐朝》的总题目在“百家讲坛”栏目陆续播出。
节目播出以后，我接到了大量听众朋友的来信和电话。他们既热情地对我作了肯定，鼓励我今后多做此类面向校园以外的大众的普及性讲座，也热心地指出我讲解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我今后有所改进。许多听众朋友还建议我把讲座的内容编书出版，好让他们更从容、更仔细地理解、体会。因为唐诗毕竟不同于故事，关于唐诗的讲解也不同于讲故事，如果仅凭听讲而不阅读文本，就无法涵泳体味，也就难以得到深刻、透彻的理解。我很赞同这些意见，随即动手编写本书。
由于我事先没有准备讲稿，所以整理书稿时完全是依据“百家讲坛”栏目组提供的现场录音和字幕底稿进行的。有几位在演播厅听讲的热心听众还主动提供了他们在现场“偷录”的录音。我尽量保持讲稿的口语化语言风格，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本“写”出来的书。但我也对录音稿稍作修订，因为在我嘴里频繁出现的“那么”、“这个”等口头禅，以及少量颠倒、重复的语句，毕竟不宜出现在书本中。不言而喻的是，凡是录音稿中的错误和疏漏，不论是听众朋友指出的还是我自己发现的，都已尽量予以订补。
唐诗是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我只是一个站在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的导游。唐诗是一个烟波浩渺的海洋，我所讲的内容只是其中的沧海一滴。听众朋友想要深入了解唐诗，当然不能对本书寄予太大的希望。有些内容虽是题中应有之义（例如介绍重要的唐诗选本，本是我计划中的第一讲），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讲到，现在也就不宜补进书稿，因为这毕竟是一本“百家讲坛”类图书，补写讲解中没有的内容似有欺骗读者之嫌。唯一补充的内容是：我在讲解中提到了许多唐诗作品，录制节目时限于时间，或是没有全文介绍，或是没有仔细解析，现在把那些原作附在正文之后，以免读者朋友自行查找的麻烦。也有同一首诗在前后几讲中都提到的，在“附录”中只收录一次。
我十分感谢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要不是解如光、张长虹两位编导专程来南京热情敦请，我根本不可能走进央视的演播厅。要不是他们以及栏目组全体人员的热情协助，节目的录制和本书的编写不会如此顺利。我也十分感谢“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先生，他对节目的制作进行了最终的修改、审定，还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凤凰出版社的姜小青总编、倪培翔副总编以及本书责编卞岐、李相东、郭馨馨、姜嵩诸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感谢他们，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合作。我的博士生郭春林、朱光立、赵超、宋红霞、沈章明、胡小燕参加了部分讲稿的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我最应感谢的是广大的听众朋友，他们的热情鼓励使我有勇气把如此浅薄的讲解编书出版，他们的热心指教使我减少了书中的谬误。由于接到的听众来信太多，我没能一一答复那些热情洋溢的来信，深感愧疚，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我的活动从未越出大学校园的范围，我的朋友几乎全在学界。是“百家讲坛”使我有机会结交了许多校园之外的朋友，但愿这些听众朋友也成为我的读者朋友，更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对本书的谬误、疏漏予以指正。
莫砺锋
2008年7月4日于南京大学南秀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