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601年，赵盾病逝。第二年，晋成公去世，其子据继位，是为景公。前时潜伏着的危机终于一一爆发。
晋景公同成公一样，对卿族壮大、君权旁落的威胁心知肚明，但他不甘像父亲那样明哲保身。他的应对是时打时拉，利用卿族间的矛盾倾轧，实行各个击破。他上台第三年，前597，“赵盾弑其君”的旧话就被重新拾起。这未必定是起于屠岸贾（从职务中推见。《赵世家》反复强调“景公三年”，是年荀林父擢升正卿，荀的可能性最大），也未必真有什么实际的制裁举措，却对赵氏成员的心理产生威慑，从此家族变得低调。作为三朝正卿嗣子的赵朔，虽仍跻身于卿，却长期只任下军将，排名仅列第五。前589年可见的名单上其职已被栾书代替，赵朔销声匿迹，可知之前他已去世了。
前587年，赵婴齐被指控同赵朔遗孀庄姬通奸，遭宗主赵括驱除出晋。婴齐提到自己走了，两位哥哥会受到栾氏的祸害，其实是请求留下，赵括、赵同却不以为然。栾书两年前已升任正卿，以往同赵朔、婴齐都有私交，婴齐的情报是不错的。卿族本来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扮演乌眼鸡的角色十分正常。《左传》记录人物对话往往有预言的意味，果然没过几年，前583，庄姬出面揭发赵同、赵括打算叛乱，栾书、郤錡立即出来充当伪证。赵同、赵括固然狂妄自大（《左传》载“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就是一例），但两人眼光短浅，苟于安乐，我们实在找不出他们作乱的理由。晋景公却正中下怀，下令讨伐。卿族除韩厥（他小时曾由赵盾带大）外，全都参加了对下宫的攻打。结果赵同、赵括惨遭灭族，赵氏的宗祠采邑全部没收。赵庄姬作为举报人，又是景公的姐妹，自然能安然无恙地带着儿子置身事外，“畜于公宫”。两年后，经韩厥说情，景公也需要制约别的卿族膨大，“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么说来，程婴、杵臼，搜孤救孤之类，莫非都是子虚乌有？却也未必尽然。推据只有一条，即《赵世家》“服其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数句。这是赵人的记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焉。”赵国人其他可以造假，对祖先的祭祀却不容含糊。古人不允许家祀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姓，因为这等于剥夺祖宗的血食，是最大的不敬。《五礼通考》就对“越族而祀”程婴、杵臼的合法性作过辩论。“别舒一座”如果属实，那必定是对保存宗族作出极大贡献的外人。就赵氏而言，只有在赵武这一代上才有可能，也只有“存孤”的这一行为才最符条件。 。。
导读（7）
如此考察赵武的生年便成了关键。赵武在“下宫之变”前早已出生，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只能把发现赵庄姬通奸的前587年定为一个坐标。奸情的发展与败露需要一定时间，姑且定为半年。而此前庄姬还必须同赵武一起“服齐衰三年”，这是仅次于“斩衰三年”的重孝，想必庄姬至少在前面的两年中没有轻举妄动的胆量。把这些加在一起，上文提到过前590、前589的赵武生年，便是不中不远的了。再按照《赵世家》“遗腹”的提示，可以认定赵朔正是在庄姬怀胎期间去世的。
这样推理便指向唯一的结论：庄姬是受到了家族内部赵同、赵括的迫害！他们利用赵朔去世的时机，设法剥夺赵武的生命，以取得赵朔名下的采邑和权力。于是才有了程婴、公孙杵臼的用武之地，带着孤儿匿藏宫外，掉包婴儿以杜绝危险，都成了可能的情节。也许正因掉包过程中的“谋取他人婴儿负之”，牵涉民事案件，才会轮到司寇屠岸贾的介入（《国语》载文公时有大夫名屠岸夷，屠岸贾当为其后代）。最后想是由于赵婴齐的斡旋，在公孙杵臼付出生命的代价下，赵氏孤儿终于平安回到母亲身边，而程婴则自杀以谢友人，赵朔一支遂以两人为祭祀对象。作乱是灭门的罪名，庄姬捏词告发赵同、赵括，明显是要置二人于死地，单为情人拆散的缘故，不至于下此毒手。其中正透出了“深仇大恨”的讯息。
话说回来，赵庄姬通奸叔伯、挟嫌诬告，赵氏家族内部喋血纷争，毕竟都是大辱门风的事。“为尊者讳”，自成为赵氏后人的任务。所以即使以上的推测成立，我们读到的《赵世家》也仍是另一副笔墨。一段历史需要福尔摩斯式的寻绎，到头来却是欧·亨利式的结果，以至寻常的命题也成了伪命题，这正是“赵氏孤儿”故事特有的景观。
三
本书汇辑了“赵氏孤儿”题材的作品，其中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杂剧，无疑是最著名的代表。纪君祥，元代大都（今北京）人，作有杂剧六种。《赵氏孤儿》，《录鬼簿》载其题目正名为《象公逢公孙杵臼 冤报冤赵氏孤儿》，“象公逢”三字实为“义逢义”之误。元杂剧的“题目正名”其实是剧场挂出的广告词，未必是作者所撰。
元杂剧有趣的地方，是观众不需要也得不到任何悬念，因为搬演到舞台上的，十有八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题材。这颇像旧日的京戏，入场的看客对剧情早已了然于胸，却照样坐在台下津津有味。作者无需在情节上投入多少创意，他们所全力搏兔的是在曲词方面，在曲牌格律的限制中信步游行，追求一种既酣满又尖新、既通俗又雅化的文字效果。譬如描摹孤儿的一段：“骨碌碌睁一双小眼儿将咱认，悄促促厢儿里似把声吞。紧绑绑难展足，窄狭狭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成人”两句便是对俗语的巧妙翻用。后代文人对元曲的青睐，也往往在这一点上。
由此可知，元杂剧的历史剧，不是照着书本写，而是照着故事写，不是将历史写成历史，而是将历史写成传奇，与其视为教科书，毋宁看作活化石：剧中所写的内容，正代表了当时民众对某一史实的普遍认知，显示了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的实际水平。《赵氏孤儿》杂剧将事件前移到晋灵公时期，将屠岸贾写成与赵盾平起平坐的大将军，程婴写成草泽医生，公孙杵臼写成退休宰辅，韩厥写成屠岸贾门下的守将之类，都未必是纪君祥的发明。举个旁证，剧本安排程婴被迫亲手杖打公孙杵臼，二人尽管有预料在先，杵臼还是差点屈打成招，终于“一句话来到舌尖上却咽了”。这种戏剧处理无疑成功地增加了紧张气氛，然而在“狸猫换太子”题材的元杂剧《抱妆盒》中，陈琳同寇侍御为了保全襁褓里的太子，也进行了同样情节的表演，可见专利权并不独属一家。只有第五折让魏绛代表国君为赵氏平反，才是剧作者的创造，因为元杂剧演员不允许穿着帝王的服装上台。历史上魏绛同“赵氏孤儿”唯一沾边的地方，是赵武日后从他手中接替了上将军的位置，从中也可隐见当时民间传说中这一故事的下限。
导读（8）
上述这些说明，并无贬抑纪君祥创作成就的意思。《赵氏孤儿》杂剧，确实是中国戏曲史乃至文学史中上等的杰作，而且同唱词的质量毫无关系。作品最大的成功之处，是让程婴和公孙杵臼真正成为“赵氏孤儿”故事的主角。我们读《史记》中的程婴、杵臼，印象最难磨灭的是他们的这段对话：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这正是成语“勉为其难”的出处。这种两人之间的密谈，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便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然而钱先生却认为完全可以信赖，因为作史者有“揆情度理”的权利。“死易立孤难”之所以真实，所以撼动人心，正是因为它典型地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的风习，即史家所称的“轻生徇名”。杂剧放弃了这段对话，却通过对两人匿婴出宫、舍命存孤、育孤复仇的具体渲染，把“徇名（名节之名，非名利之名）”中忠、义的内涵揭示得更为显明。尤其是将被杀的婴儿处理为程婴亲生的独苗，又让屠岸贾发下三日之外，将“普国内小儿”尽行诛戮的暴令，更使故事从“忠义”的道德层面上升到“忠奸”的社会层面，使程婴、杵臼义无反顾的精神境界与行为表现更加高尚。传说的这种定型化，不仅满足了民间观众瞬间鉴定好人坏人的基本需求，事实上也使搜孤、救孤的一系列戏剧冲突变得更加引人投入，扣人心弦。
《赵氏孤儿》杂剧的思想性艺术性，从中学教材到研究论文，早已经分析得头头是道，不劳在此重复。（当然，有人认定它具有反元复宋的民族意识，似未免过于敏感。元人写杂剧只为娱人娱情，绝不当作政治武器。）借用王国维的评价“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已足以概括。它成为孤儿故事普及后世的里程碑，成为日后众多剧种改编的母本，是顺理成章的。
本书所收录的另一部古代戏曲，是署名徐元的《八义记》传奇。徐元，字叔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活动于明朝万历年间。之所以加“署名”二字，是因为他仅作了改编性质的工作，而今存本是否就是他的改编本，也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八义记》虽称为明代传奇，其中的某些曲文，却未必晚于元杂剧。原来孤儿早就有登上戏台的履历：宋金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就提到过“赵氏孤儿”的剧名（宋杂剧）；曲谱中可找到宋元南戏《赵氏孤儿报冤记》残留的只曲（宋元南戏）。今存孤本的元明南戏《赵氏孤儿记》当在旧南戏的基础上作成，而《八义记》便是它的改编本。从文辞俚朴、曲牌别为格律、人名淆乱（如灵辄时作灵彻，本书已作统一）、错字屡出等迹象来看，改编的力度还颇为有限。以传奇与杂剧相比较，不止是鉏麑触槐、灵獒扑噬、灵辄负盾……就连纯属杜撰的韩厥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