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的图书。在图书馆中度过休息时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书消得人憔悴”。为了稿子能见报，我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和努力。那时我全家4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中，连放写字台的地方都没有。为了写稿，我就找来一快平整的木板放在床上当桌面，爬着写作时间长了，腰和腿都发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接着写。大有“为人情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直到写完后放进信封为止。为了稿子能见报，我懂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自1971年进工厂工作后，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写上一两篇。当稿件装入信封投入信箱之后，我就天天注意报纸上有没有我的文章出现。但这些稿子不是如泥牛入海，就是变成了一封封退稿函。但我痴心不改，心存希望坚持投稿。有志者事竟成，在经历了20次失望之后，我的第21篇稿件终于变成了铅字，我的文章和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2）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报社当了记者。20年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成百上千，署名也由“青年工人”变成了“本报记者”。但是那一篇篇水平逐步提高的文章发表之后的感觉，却已远远比不上第一次见报时的欣慰和激动。如今我也成为一名编辑，对每位作者的稿件都认认真真地进行修改，尤其对第一次投稿的作者和第一次见报的稿件尤其关注，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在每一位投稿者心中的分量。
如今，我仍然珍藏着那份自己稿件第一次见报的报纸，珍藏着那一瞬令我欣慰的时刻。
我的1978
在我的收藏中，最珍贵的不是那枚遐迩闻名的“猴”票，也不是那枚号称“币王”的央行纪念币，更不是那张炙手可热的奥运纪念钞，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薄纸片……“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一则征文启事，使我重新找出这张准考证，唤回了抑在心底的昔日岁月。
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千千万万正值读书年龄的青年不得不辍学，我也在那个时代进了工厂，加入了“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但我求学的愿望始终未泯。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在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又重新激活了我的“大学梦”。高考，对于一个只读过两年中学又离开课堂十年的人又谈何容易。记得那时候新华书店中除了一些政治书籍外，数、理、化、文学、历史等书凤毛麟角，17本一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要用高价才能买到，真可谓洛阳纸贵。为了获得全面的高中知识，利用业余时间我几乎跑遍了全市新华书店，只要与高考科目有关的书统统买到手。同时我还通过熟人办了张市图书馆的阅览证。那时市图书馆坐落在和平区承德道上，距离工作单位不远，我有时抽空去一趟，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我把初一到高三的内容详细整理了一遍。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经常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去旁听高等数学和政治、文学、史地的辅导课。记得一次傍晚天空下起瓢泼大雨，礼堂中仍然是座无虚席，这使我深深感到竞争的危机感。从那时起我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充分利用时间学习。
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学习，自认为已经能够应付考试，正准备报名时，风雨突变，工作单位又以工作离不开、学历不够、年龄超限为由，拒绝了我的报考要求。这无疑像一桶冷水迎头泼来，半年多的努力眼看要前功尽弃，但我不愿轻易放弃这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后机会。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向腼腆的我，连续到招办和上级主管单位游说。我的执着感动了人事干部，一个电话打到单位。终于我凭着曾经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几行文字，以具有特长和高中同等学历的资格，得到了这张魂牵梦萦的大学准考证，从而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
说也凑巧，高考考场是我中学时的母校。熟悉的环境，充足的准备，使考试发挥得不错，最终取得超过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近60分，高出重点分数线近20分的好成绩。由于那时“*”刚刚结束，全国高等学校百废待兴，招生的学校和专业少得可怜。我又不愿以“最后的机会”做赌注，便将高考志愿全部填写了与政治无关，但有非常实用的财经专业，致使录取板上钉钉。同时也遗憾地和当时的那些名校擦肩而过。三个月后，我收到了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入学通知书。从此，我带着30多元的月工资，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期望，走出了工厂，走进了天津财经大学。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3）
有资料表明，1977年、1978年两届高考学子多达1260多万人，录取比例为20 ：1，其中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当这些老三届人坎坷的青春即将结束的时候，历史终于为时代的错误补考。这些从老三届变为新三级的大学生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面的幸运儿。从老三届到新三级，是一个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有人这样形容，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在风和日丽中稳步走向高考列车；而我们这些老三届是迎着疾风暴雨，一路狂奔挤上那即将起程的末班车。为了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的背水之战。
当我走进大学时才发现，坐在教室中的学生，一多半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他们对*和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感激涕零，有的人竟然喊出了“*万岁”这样过激的口号。当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跨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1978年标志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折，1978年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拐点。
我非常珍视自己高考的经历与感受，那一种庄重的选择，那一份自信的投入，那一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那一天美好的期待，即便几十年过去，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跨过了历史的坎坎坷坷，在我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如今，在我的抽屉中，各种装帧讲究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证、进修证、外语证、获奖证、记者证、聘任证……很多，很多，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这张朴素无华的大学招生准考证。因为它不但凝聚着我辛勤学习的汗水，也见证着30年前那一段高考改革的历史；它不但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千千万万有志青年的人生轨迹。
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老三届人所经历的那般荒谬时代了，也再也不会出现新三级12届考生同聚一堂的特殊群体。老三届新三级，曾经是被历史选择的一代。同样，老三届新三级也选择了历史。那些曲折和艰辛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经历者、受益者和见证者的记忆中。
准考证，我心中的财富。
硬币决定命运
生活似乎是由一件件偶然的事件组成，而这些偶然事件的组合又预示着某些必然。20年前，《天津日报》头版的一则招聘启事，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通过报名、笔试、复试、面试、体检，我们几十名门外汉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报社的大门，然后就是集中学习和培训。由于那时今晚报还未命名和成立，一切活动都是以日报名义进行的，而直到培训之前我都不知道要创立一张新的报纸。因为以前经常给日报学习版和经济版投稿，在培训学习期间，当时《天津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凌振稼老师就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日报理论部当财经编辑。那时高考恢复后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两三届，还比较抢手，工作挑选余地很大。凌老师还说：“如果考虑好了，我去和总编辑李夫去说。”
凌老师的一番话像一颗石头扔进水中，击起阵阵涟漪，使我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做一名财经编辑是我多年的夙愿，大学毕业时曾有一个中国统计出版社的名额，由于是外地，而我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便忍痛割爱了。又加上我写作时的处女作和很多经济理论文章都是通过日报理论部编辑发表的，对日报的经济专版有一定感情。但另一方面，一份全新的报纸；一个“无冕之王”的美誉；一个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接触人的记者职业生涯又像磁石一样吸引我。那一晚我辗转反侧、爽然若失…… 。 想看书来
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4）
几天后应该决定了，我考虑还是用所学的专业决定取舍吧，在统计学中不是有一个大数法则吗。于是我找来一枚1981年版的1元硬币并许愿：抛出硬币，如果正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留下作记者，如果背面朝上落下的次数多就去日报当编辑。我一连抛了10次，结果正面出现6次，背面出现4次，就这样一枚硬币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现在想起来怪荒诞可笑的，此事虽然不置褒贬，但至今仍令我额手称庆并且无怨无悔，因为这20年中，我给予晚报的和晚报给予我和我家庭的都很多很多。
客串今晚广告
美国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没想到来晚报几年之后，我还真做了一回广告人。记得1990年前后，日报和晚报分家后不久，广告业务需要自己承揽，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晚报只好分批从编辑部中抽调部分编辑记者到广告部帮忙。我到广告部的主要任务是催收广告欠款兼承揽广告。为了鼓励编辑记者做好广告工作，当时主持广告部工作的主任，还对承揽广告和催收欠款制定出奖励办法。
鉴于晚报广告部成立不久，又急于增加广告收入，不少广告是先刊发后交款，因而应收款很多也很分散。欠款的客户不交款的理由很多，如“经济效益不行了”、“法人代表更换了”、“会计请假了”、“经理出差了”、“广告登错了”、“账上没钱了”等等。我第一次催收欠款还算顺利，因为这个客户是我以前采访过的单位。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