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社会都在向都市化发展迈进中，主导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角色。
论“老三届”那代人（2）
我们试从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共同的思想体验、共同的行为特征和共同的历史性格来做一点分析。
这代人的共同社会经历有三个方面：
一是“*”初起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作为“*”序幕的，一场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年社会运动。
说红卫兵运动是“*”的序幕是基于：无论从红卫兵运动的缘起、成势、发展、结局来看，还是从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行为模式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社会化表现，是“*”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与“*”的关系如同火种与干柴，前者对后者起了催化和助动的作用。但是，说它是序幕就意味着它不是正戏，“*”的目的是要解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远不具备这一*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和深度。
红卫兵运动是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它与尔后衍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具有明显区别。二者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形式，实质上却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年龄构成上的不同，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所组成，后者则是成年人的组织；二是两者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是一种序幕与正戏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它起源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只出现于北京为首的几个大城市，至“八一八”后在全国勃然成势。虽然它有“五一六”、“八一八”这样的大背景和前提，但“*”会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却是谁也始料未及的，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青年学生的自发举动造成。自1967年春，全国陆续实行对学生的军训后，这种自发的性质才不复存在，红卫兵开始被纳入中央*控制下的“*”的“正轨”。无论此后各校、各地的红卫兵是否仍然具有自发性质的活动，从这时起，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已向御用工具转化，红卫兵作为一场自发性的运动，也就大致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卫兵运动是“*”中具有特殊性的阶段，它是在社会上多数成年人处于观望、权衡心态时，便已独立行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它在整个“*”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但是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是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参与了“*”深层的权力和*。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把他们放入“*”的大背景去了解。“*”可以说是当年全社会的灾难。在20世纪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当中甚至包含着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的情况下积极参与“*”运动。当他们被灌输的“对敌恨”的阶级斗争观念，被神化的领袖、舆论及各种专政机构指向教师和“五类”分子等具体对象时，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的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要为红卫兵们的暴行进行开脱的意思，这代人当年的愚昧和狂热是和整个社会的成年人一致的，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但要理解“*”初期这些一直受着“良好”教育的青少年为什么会扮演起“褐衫党”的角色，需要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论“老三届”那代人（3）
二是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由其激进分子首发，再由毛泽东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着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巨，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2000万人被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75％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偌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中期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贯彻于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藉此来消灭其中两大差别的途径。据统计，“*”十年间，伴随着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反映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老三届一代意味着：
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联系的考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身处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过脱几层皮的磨炼；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内容所构成的图画，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老三届一代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的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三是十年改革的大浪淘沙。
虽然十年改革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
老三届们作为一个群体，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多数老三届们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挺起未发育成熟的胸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城市，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譬如“扎根”、“返城”；譬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成为了一批“多余的人”。这种多余感首先来自家庭。在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下，他们的插足无疑立马缩小了人均居住面积，生存空间骤然紧张了。其次，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多数缺乏门路的人三年五年地“待”了下去，只好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以糊口。再次，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还有，在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祖国花朵、共产主义接班人、尔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了。事实上，把这代人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太低估了知青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论“老三届”那代人（4）
他们以将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一位上海知青曾这样说道：“苦难和坎坷携走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但它使我们有了生存和应世的能力；从人生历史上我们失去了得以发展的最佳生长段，但逐步适应环境，并能把握自我的意念却站立起来；我们曾被遗忘，但总是在顽强地寻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曾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