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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我顺利地报了名，没什么关卡。准考证需交五角钱，我拿不出。民师每月四元的工资需半年一领，现在还不到时间；母亲赶着编出了一挂草鞋，湿着卖不出去；此时的鸡也不下蛋了，家里没什么可卖。母亲逮了一只嫩公鸡缚住给我说：“孩子，嫩鸡子好卖，五角钱总该换得下吧？”我抱着鸡子赶到区上交报名费。一位吃公粮的人看我东张西望，料定怀里的鸡子是卖的，就问我卖不，我脑子里只有“准考证”、“五角钱”的概念，因而，一听问，忙说卖，问人家五角钱买不买。对方掏出五角二话没说，我感激不尽，连忙拿去领了准考证。此时的我不禁想起一位叫范进的古人，他也是这般穷，中举后还在抱着鸡子换米粮，那窘状令人堪怜。我雷同了范进的光景，能有他那般中举的幸运吗？
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大家脸上都是喜滋滋的，表情都是乐呵呵的，情绪都是最最好的，说话、生气都一团和气。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事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这一月，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学大寨的号子还在山山岭岭热火朝天，可听来却不再心烦，倒似乎让人感到了劳动情景的动人；饿着的肚子仍饥肠辘辘，红薯、红薯叶、红薯面是考试时的基本伙食，可已不感到难受难熬，倒是觉出“饿其体肤”的考验之美。看到了前途的日子，是天高地阔的日子，看啥啥顺眼，想啥啥顺心。有生以来，好像没获得过这样的光景，我悉心拥抱着这样的时光，希望昼夜不眠度过。
命运，1977（3）
考试在热切地期盼中到来。读书以来就未曾经历过这种考试，大家都有些不习惯。对比过去多年的不考试，现在这样一本正经的考，都觉得有些滑稽，有些好玩。不过，谁也不敢儿戏，都知道时代变了，这考试肯定是要兑现的。你游戏了，不会再碰上“张铁生”那等运气了。考场上我见到初中、高中同学，以及之前的学长、之后的学弟们，胡子一把的，满脸褶皱的，都信心十足。
考罢，我将半年的激动迅速收敛起来，好歹都交给公平的命运去决定了。我平静地回到了故乡，再与我的几十个学生打交道。我已深深知足了，能让我公平地参加考试已是我最大的运气了，其他夫复何求？不过，我还是希望考试揭晓晚一点，我怕早了，万一落榜，母亲的春节会过得极不开心。儿子无能，让母亲失望，那就是罪过了。母亲对我寄望深重，平时连一只蚂蚁也不踩死，那都是为儿子积德惜福，累积前程。虔之诚之，临了，儿子若给她争不了气，老人家何以支撑？因而，我暗祷：如果我落榜，也让我落榜在春节后吧！老天啊，我这厢乞求了！
发榜的日子没按我的意思来，偏就在春节前发布了。我忐忑不安地听到最后也没听到自己，那一刻天昏了地暗了，如坠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事先已有思想准备，但在事实来临时，什么思想准备都不济事了。千般悲哀，万种痛苦，母亲背转身擦了泪花又转过面来，慈祥地安慰我：“没事儿，好政策不变了，明年考上也不晚。”考取的青年们春节里喜洋洋地去未婚妻家拜年，我则像丢了八辈子人似的走不出门。跟人家怎么说呢？多少年盼着凭本事考，而今让你凭本事考了你却没本事了。推荐，你没有政治条件，考试，你又没有本事，哪头都占不住，你无前途就只能十足地认命了。这个春节打算作为生命的复活节，却被自己的无能变成了黑色的背运节。
1978年来了，失落慢慢丢开，再试一次吧！一些考取却因体检问题刷下来的考生心情更加灰暗，还没有我这等“再来一次”的斗志了。一天，在我挑灯夜学之际，从公社忽然传来消息，让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说我在去年录取时被录漏了，本次补录时被发现方补上。这真是喜从天降，全村人几乎都惊奇得睁大了眼睛。是传说还是真事？是玩笑还是实话？是梦幻还是现实？先录的人早已喜过了，上帝这是又专为我致喜一次呀，也是专门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好事多磨的故事呀。
管它是真假，是真事是谣传，我立马赶到指定的体检医院，看到我的名字真实地写在上面，我才激动地泪眼蒙眬：是真的，我被录取到一所专科学校，如果身体不差，我就会如愿走进大学，我的高考就宣告成功，命运将从此改变。
诚惶诚恐的接受完体检，一切正常；又接受了政审，有好心人关照，顺利通过。不久，录取通知来；不久，我如愿以偿地离开了早已想离开的故乡。离开故乡的那个春天，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老诗人郭沫若的致词《科学的春天》非常令人振奋，我激动不已地听了又听，不禁感到人生的春天、自然的春天和国家的春天一同降临时，是这般的让人美不胜收。我们这些深受“*”之害的一代人如今成了幸运儿，新的前程来了，赶紧赶路吧，不堪岁月挥手扔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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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1）
“*”、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
黄 伟
作者简介：黄伟，男，1954年12月出生，江苏金湖人。1965年在颍上县城关中学读初中。1979年至198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既属老三届，又是新三级。1983年至今在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称合肥师范学院）政法系、历史系，从事“两课”（*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其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现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安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党史学会常务理事。1994年被评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评聘为历史学教授。2006年被评为省优秀德育工作者。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离录取分数线仅差3分。我并未气馁，下定决心，继续挑灯夜战攻坚克难。困了用冷水洗把脸，累了站起来做上一遍广播体操。上大学求知识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以前没有机会，现在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有放弃的道理！1979年7月，第三次参加高考，我终于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历史专业。
毕业之时我们欢乐地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年后，全班同学如约聚会，没有太多辉煌，只有些许成功，人生阅历丰富了，人生信仰没有改变。90位同学，工作在不同岗位上，贡献各有特色，至少有6人已经被评为教授，我忝列其间。毕业之后的20多年间，我始终在安徽一所高校工作，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不为下海经商所动，没有被金钱物质诱惑。甘于清贫，爬格子、吃粉笔灰从无怨言。往好里说是敬业，不客气地话就叫“一根筋”、“认死理”，穿越时空我与“许三多”神交。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个古老的小县城……颍上县度过的。说她小，因为她比卢沟桥旁的宛平城大不到哪里去，城里大街小巷都是青石板路，没有高楼大厦，道路的宽度不能开汽车。说她古老，因为有废弃的县衙门旁相向而坐的一对石狮子、护城河和城墙的残垣断壁为证。城外五六华里有一个花园，人称“游家花园”，花园里有两样不起眼的动物狗熊和猴子。每年踏青之日，孩提时代的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去目睹它们的尊容。我的妈妈是县城关小学的一位教师，以前读过高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高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她很强调对自家三个“光头”的教育，时常提起远亲近邻家的孩子学习用功，考取了县城中学，还有谁家的考上了北京名牌大学。懵懂里的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读书是有用的道理，经过小学校的围墙都会听听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有机会去妈妈那里，也有意地在教室门外向里张望。1959年，我虚岁六岁，终于可以报名上学了。我在妈妈的带领下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是妈妈的同事，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朱忠贤，据说她是这所小学的一块牌子。她查看了我家的户籍之后说：“你不满六岁，暂时还不能入学。”听了这句话，让我很沮丧。不过接下来的面试，她发现我对拼音字母和加减法都有不错的准备。于是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当“旁听生”。如果能够在一个学期结束时，语文和算术考试成绩达到90分，就可以正式入学。最终我如愿以偿地顺利入学了，因为学期考试我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接近满分。记忆里，在上小学的开头几年，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用煤油灯照明，看书必须靠近灯光，可是太靠近了，第二天发现两个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呀学，语文、算术考试常常取得满分，获得妈妈和老师们的夸奖，也满足了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
“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2）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又记忆犹新的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闹了饥荒。刘少奇后来总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灾荒袭来，粮食匮乏，饥馑遍布全县，人们面黄肌瘦。开头卖粮搭配高粱面和山芋面，接着肥田的黄豆饼也变成了抢手货，再后来就有一部分人饿饭了。一天，小学老师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