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出了声。刚满15岁的我，离家不到半月，就把过冬的棉袄砍坏了。我伤心的是，谁来为我缝上这半截袖子？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伐木时事故出了不少。作为新手，我们有的不小心砍了自己的脚，有的把斧头抡飞出去，差点开了别人的脑瓢，还听说有个别同学，不幸被砍倒的大树砸到或被崩起枝头击中，把生命献给了北大荒。但无论怎样，我们没有退却。到后来，我们个个成了伐木和砍树高手。大锯被我们“伐”（即用锉刀磨锯齿使其锐利）得锃亮飞快，斧子也在手里耍得飕飕带风，岔口砍得又低又齐。
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是抬木头。在北大荒，伐倒的大树在截去树头清理了枝杈后，被称作“楗子”或“楞”。把伐倒的“楗子”堆放起来，行话叫“归楞”。“归楞”不仅是技术活，更是大劳动量的力气活。通常，“楗子”的大小，是由小头的直径和长度决定的。小头直径乘以6米、8米或10米规格的长度，得到的就是这根“楗子”的体积。我抬过的最大单棵木材，是根整整一立米的“楗子”。如果是红松，其重量可能将近一吨。北大荒的“归楞”工具，叫“葫芦头”。这是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杠。它被木匠刮得光滑无比，两个细头非常尖，为的是让“归楞”者把小手指勾在尖上。两个“葫芦头”四个人一组叫一副杠。每副杠以绳索和横杠连接“扒钩”。“扒钩”是铁制的。它通过恰到好处的弧度，将钩尖“咬”住木材。向上的力越大，抓得越牢。这就是为什么抬杠通常要哈腰起身猛使劲的道理。
我和同伴在城里长大，一般比较瘦弱，再加上年龄的原因，对抗巨大的“楞”，的确是力不从心。但北大荒的粗犷和野性，从来不会怜惜弱者，只有勇敢大气的人，才能得到认可和赞许。抬木头，规矩很大。只要你上了杠，就别想装孬，除非你认栽不敢接杠待在一边。一旦上了杠，无论多重的木头，也不能弯腰就合，必须咬牙挺直腰往前走。这是因为，你窝着身子晃晃悠悠，别人不仅迈不开步，而且还可能被扭伤，整个“楗子”根本走不了。此外，抬木头的诀窍，是讲究4副杠即16个人抬不起来，就减为3副杠12个人；而如果再抬不动，就再减一副，由8个人抬。这种遇重反而减人的办法，有着深刻的哲理：人越少，力越精，步调越容易统一。8个精壮汉子，胜过16个乌合之众。在以团体为单位的力量比拼中，往往是精干的队伍比臃肿的队伍更胜一筹，各行无不如此。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5）
我和我的同伴们先后上了杠，并且腰杆越挺越直，成了连里“归楞”的主力。过去在电影《锦上添花》里看到抬木头，是和着好听的号子。现在我们也开始大声地喊号子。号子的功能是指挥节奏。当抬杠的人按号子迈步前进时，节奏使“楗子”在步履中“悠”了起来，一步一悠，行走变得非常顺当，肩头也就不那么死重了。号子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侃、讥笑甚至谩骂走不好的人。比如，领号的人一边唱一边编词，说“某某杠某某人不使劲呀，想偷懒呀；某某杠的谁谁谁呀，尽装熊呀”，等等，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骂人话。然而，当你认识了北大荒、亲近了北大荒之后，这些调侃和骂声，就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上杠的人被“熊”过骂过，也骂过“熊”过别人。没有了劳动号子，伐木的生命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一旦熬过了最难的关口，你就有了自信。当巨大的“楞”被抬起、码好，别人在旁边听着你嬉笑怒骂的号子，你常会有种“英雄”似的陶醉。
仅仅一个月，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变化不仅显现在改变的肤色和强壮的力量上，更构成于我们自我成长的精神里。我们不再娇嫩，不再脆弱，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女同学们不再有哭声。她们把辫子盘在军帽里，与男同学干几乎一样的活……脱坯、打草、盖房。而男同学同老知青已经没有了区别，几乎所有的活路都撑了起来。虽然我们还不能样样都成主力，但连队的重活、累活已经少不了我们。我记得，我自己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饭量大得惊人。原本在北京一块肥肉不吃的我，“十一”国庆会餐时，竟就着肥猪肉炖粉条子，吃掉六个二两多重的大馒头。有幸的是，我那断了半截袖子的棉袄，也被一位哈尔滨女知青修补好了。这滴水之恩，长久留在我心里。我一直怀念这位好心的大姐。
转眼到了1970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二个年头。我记得，这个春天特别漫长，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由于战备的原因，我们连第一年完全没有种地打粮。其实，在山林里也无地可种。开春，我们曾尝试着把坡上的树砍光，在生荒草地上开垦土地。但是，亿万年渺无人烟的草地，草皮牢牢缠结在一起，东方红75拖拉机拖着大犁，只能在它们的表皮上划一道缝。后来，我们强行用播种机把麦种撒在未翻好的草地里，其效果自然不想可知。我记得，当年规定麦种每亩30斤，而麦收下来，我们每亩地的收成，却只有28斤。这个颇为吊诡的收成，让我们15连出了名，自然也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我们也很委屈。全连知青一个春天都在苦干，砍树、烧荒、犁田，几乎没有休息。无奈地不作美，天不假人。我们彻底失败了。而失败的结果，就是挨饿。1970年，团里粮食调拨发生了困难，记得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粮。这对我们早已撑大的肚皮，简直不够垫底。连里规定，早餐每人一个二两的烤饼，中午两个，晚上一个。因干活在野外，必须带干粮，所以中午的两个是带在身上的。可往往我们还没出营门，中午的两个饼子，已经被吃个精光。至于中午如何对付，根本顾不上了。大多时候，我们是以喝“塔头沟”里的水来对付中午的饥肠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躺在草地上昏睡挨到收工。记得当时还发生过一位上海知青被饿昏的事情。 。 想看书来
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6）
饥饿效应颇为可怕。我们偷吃过马料豆，也“搬”过整张的豆饼到宿舍。最后有一次，我们曾集体行动，偷了连里的伙房。说实在话，这有些缺德。偷了伙房，也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口粮。那一次，连长真的动了气。我们被命令紧急集合，然后由其他排的知青搜我们的被窝（偷来的饼子只能藏在被窝里），结果人赃俱获。我们不但挨了严厉批评，也在全连知青面前丢了脸。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还有一件事情可记，就是全连战友不情愿地集体吃了一次“老鼠羹”。连里伙房本是一块禁地。为第二天不误工，炊事班都是晚上把烤饼码在笼屉里，然后把大锅挑满水。每天大约四点多钟，值班的炊事员点着火，把水烧开，放进调好的面糊，等开了锅，疙瘩汤就算熬成，可以吹哨开饭了。这一天，我们饥肠辘辘等着哨声，左等不响，右等没音，早已怒气难耐，把饭盆敲得山响了。终于，哨声起了，我们各班蜂拥奔向伙房，你争我抢，总算钵满盆平地把疙瘩汤端了回来，接着就是一片铿锵带响的吸唆声。后来，集合，出工，一天无事。下工路上，大家同往常一样，哼着自编的小调：“早上的汤，迎朝阳；晚上的汤，暖洋洋……”没有谁当时动了心眼，怀疑早饭那颇为反常的晚点。东北有句嗑，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就是这样一帮“火力壮”的傻小子。
原来，那天清晨炊事员照章办事，水烧开了就往锅里下面糊。由于天还黑，加上炊事员近视，根本没看见锅里还有东西。等到疙瘩汤烧好，烤饼也蒸热了，就准备开饭的时候，炊事班长发现不对，锅里有团黑乎乎的玩意。拿舀子一捞，竟是一只被煮散了架的大耗子。这下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分析，可能是这只大老鼠也饿傻了眼，不顾一切地钻进我们的笼屉，而笼屉年久失修，中间有个竹条断了，大耗子还没捞到烤饼吃，就稀里糊涂掉进锅里。而一旦掉进大锅，四壁陡斜，它是不可能逃出来的。等我们忠于职守却近视眼的炊事员，把大火烧将起来时，大耗子也立刻被煮得滚熟。它和着面疙瘩，变成一锅肉羹。这个突发变故，在炊事班面前形成了两难抉择：把疙瘩汤倒了吧，在极度缺粮的当口，简直不可想象；可要不倒，大家就得集体吃这顿“老鼠羹”了。这时连长被请到伙房。他运筹帷幄，做出一个庄重决策：把耗子的骨架和毛皮捞出去，吹哨开饭！连长极为严肃地对在场的炊事员们说，谁要透露出去，我就给谁处分！于是，嗷嗷待哺的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喝了一锅“老鼠羹”。这故事是几天后一个在炊事班的密友透露给我的。他让我指天发誓，决不泄漏秘密。保密我是做到了，可自从品尝了这锅“老鼠羹”，我再看到任何疙瘩汤，都犯眼晕的毛病。直到今天，疙瘩汤始终是我的禁忌。可我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伙伴们，依然个个乐观。他们仍旧唱着“暖洋洋”的歌谣，盼着每天早上那盆例行的疙瘩汤。很多年后，我把这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算是对“老鼠羹”事件的解密。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讲到他在云南建设兵团下乡时，带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他说：“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他的这本《变形记》，后来终于找不见了。王小波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王小波是我中国人民大学七八级同学。对他的这个感受，我非常认同。书代表着知识和智慧，而处在我们年龄段的下乡知青，本就缺少学识，更应多读书和勤思考。特别是我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