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一错误决定，破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亲情。在我决定不离开那个“革命组织”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给父亲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倔强和泛滥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亲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后来的日子，让我和父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亲近。“*”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得如此深重，难以修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5）
我所参加的组织被定为“保皇派”，而部队宣布支持的是夺权的“造反派”。我们是少数派，被压制被围攻被殴打，越是这样，越激起了我们的逆反。我们冲出重围徒步到大理十四军部上访。领导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在军部广场上绝食。后来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见。一天，十四军副军长接见了我们，并指名见我，说军长梁中玉要单独接见我。我知道是想说服我劝说我离开，并预感到父亲可能正在军部开会。我说：“我毛主席都见过了，不想见他！”
回到丽江后，父亲放出话来，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要我写检查书，否则就不要姓曾了。我听后干脆不回家了，住在学校里。是母亲悄悄给我点伙食费，时不时到同学家混顿饭吃。如果下乡演出，就在老乡家吃。现在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好像没有为吃饭问题发过愁。从此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有些生分。后来我在部队当兵时，父亲给我的信里说，“你不要了家人的亲情”。哪里是不要呢，自己还以为是在扞卫什么革命路线呢，泛滥的激情和幼稚无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让人不堪回首。
丽江，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在“*”中和全国一样发生过很多轰轰烈烈和凄惨沉痛的事情。后来我常想，幸而在“*”中我当的是“保皇派”，从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坏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损害他人的事情，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正是有这条底线，看不下“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我才当了“保皇派”。多少年后，红卫兵被说成是打砸抢的暴徒时，我很坦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说道的是，这段日子一起度过的同学，不少成了终身的朋友，这种同学的概念远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读了数年书能解释的。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蹉跎到1968年底，正当人们感到前景迷茫不知所终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苦涩的迷茫
上山下乡的通知下达后，学校行动很快，离校手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办完，我们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学校停课已经两年多了，离校时没有留恋，学校里很快就空荡荡的了。
我被分配到七河公社。分配生产队时，因为我站错了队，当的是“保皇派”，被分配到公社最偏远的；不通公路，全靠马帮进出的深山区……前山大队石菁头生产队。
马帮驮着我们几个知青简单的行李，沿着山边的小路向山林深处走去。我们跟在马屁股后面，从坝子向山上爬了整整一天，来到云雾缭绕的小村。朝山下望去，坝子里的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各种几何形状的田地，像是不同颜色的拼板组装在一起。
那是1968年的冬天，要求我们必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到达石菁头村，星星缀满了天空。村里没有电灯，陪同我们的老乡点起了火把。我和另一个女生分配到生产队长家，一进屋，就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土台占了正屋的三分之一；土台中央偏外一点，是四四方方的火塘；火塘上支着三脚架； 锅就挂在梁上吊下来的铁钩上。台上靠墙的三面，是小板凳那么高三张窄窄的木板床，上面铺着毛毡，一家人围着火塘喝茶煮饭。火塘上没有烟囱，火烟升上房梁后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去。照明用的松油柴咝咝作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6）
第二天一早，飘起了雪花。听说队里的富农昨天晚上上吊了，人还挂在房梁上。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和队长的女儿一起去看了现场。没想到上山的第一课是这样的开场。
这个山坳村庄有50多户人家。四面被松林环抱。村里的饮水是用挖空的木槽一节节从更高的山上引进村的，水质清澈冰冷。山高水寒，只能种玉米、燕麦、萝卜、蔓茎、土豆。土豆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每年收获的土豆拿到坝子里换成大米，四斤土豆换一斤大米。蔓茎和萝卜切成片，晾干后串成串，坝子里赶集时，卖点钱买些绿色蔬菜来吃。莴笋叶子舍不得丢，也吃了。记得第一次下山卖菜，实在难为情，借故溜到一边，是让老乡帮着卖的。
生产队召开大会是在村中央的粮场里，燃上几堆篝火。晚饭后，村民们打着火把，点点火光在夜色里从各家汇到篝火旁。队长在火堆边布置生产，总结工作，讨论分配。
刚上山，我一句纳西话都听不懂。慢慢地，从似懂非懂到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大约半年后，可以用纳西话结结巴巴地和老乡聊天。回城时和母亲一起去买菜，用纳西话讨价还价，城里的纳西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上山第一年，是国家供应粮油。虽说环境艰苦一些，也还过得去。第二年靠自己挣的工分分粮，就不够吃了，有时候中午煮一锅土豆，沾点盐喝点水就是一顿饭。有时晚上收工回来，拿点玉米粒到老乡家用手磨，磨成粉才能起火做饭。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下了工能够端着碗有顿现成饭吃。吃过饭，还要煮猪食。我们两个知青养了一头小猪，因为粮食少，又不会调养，猪长得很瘦。
这里民风淳朴，大部分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不要说汽车，连马车都没有坐过。村里有座小学，年轻人上过中学的很少。队长的女儿问我：“阿嬢；为什么树看见汽车要往后跑？”
上山两年里，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前途在哪里。一百遍地问过自己，真的要一辈子扎根在这贫寒的山区吗？要我们接受再教育，可农村落后的现实，让我感到困惑。看不到报刊，听不到广播，没有书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点可怜的知识快要还给老师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村小学唯一的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家里玩，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堆积满灰尘的书，惊喜万分。翻了半天，除了皇历闲杂书外，有一套《列宁选集》被我选中，拿回住处，点着生产队脱离机用过的废柴油做的油灯，读着那些艰涩的文字，似懂非懂的内容。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熏得鼻孔里尽是黑灰。但在油灯下看书的那一刻，是我每一天里感到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刻。无书可读时，就读墙上贴着的发了黄的旧报纸。我们睡觉的屋子墙上贴满了旧报纸。
那时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其他村的同学来访和读着一封封山外的来信。有一天听说大学招考的事，心想自己这点初中二年级的知识能有资格报考吗？接着又听说张铁生造了考试的反，不用考试也能上大学。忽然想到，如果一直读书的话，自己应该已上高中二三年级了。岁月蹉跎，心中的迷茫苦涩难以言表。这种迷茫无望的感受对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折磨远远大于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贫寒，劳动的苦累。
前山大队在高山丛林中一路排开有五个生产队，靠那条马帮小路串连起来。人们认识到交通的重要性，组织各队出工出力，欲修一条通向坝区的车路。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修路队，每天用简单的工具挖山不止。到我离开前山时，这条路还没有修好。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7）
回想起两年的知青生活，除了痛惜时光的流逝，精神的苦闷外，并无更多的伤痛，比起在农村十多年才回城，甚至永远留在农村的同学来说，我算是幸运的。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是公社打电话给大队，让大队通知我的），让我准备下山，到部队当兵。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条可以离开农村的理由。虽然从内心来说，我并不觉得自己非常想当一名军人，可除此之外，又有哪条路可以走呢？那时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力，这一次我是沾了父亲是军人的光了。我是一起下乡的知青里第一个离开农村的。我没有向别的同学告别，悄悄走的。
还是接我们上山的马帮，驮着我那一点点行李，沿着来时的山路，将我送出了深山。下到坝子里的那一刻，我回头望着伸向白云深处的小路，寻找隐蔽在群山中的山村，告别了我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心中只有酸楚和几许轻松却没有愉悦。
新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呢？
困惑与荣耀
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兵是一种荣耀，穿军装是时尚，能当上女兵更是一种殊荣。那身绿色的军装，不仅告诉人们你的政治背景，同时告诉人们你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当兵是一条光明大道。
从小在军营里长大，部队是个熟悉的环境。可当我听说让我当铁道兵时，却有些忐忑。在征兵办公室里，我好奇地问接兵的首长：“铁道兵是干什么的？”“铁道兵就是修铁路的嘛！”那位胖首长笑着说。“我们成天在山里转，你怕不怕掉下山崖去呀？”“我刚从大山里出来，我才不怕呢！可我们女兵在铁道兵能干什么呢？”“还不是打针涂药，唱歌跳舞，接接电话什么的，总不能让你们扛上铁钎铁锤去砸炮眼吧。”胖首长如是说。我想，管它什么兵种呢，反正女兵到哪个部队都一样。听说要去的部队驻地在湖北，便高兴起来。这下真可以远走高飞了。
新兵集训一个多月，分到老连队的第一个晚上，躺在散发着干草清香的床上，听到宿舍旁高大的厂房里穿过夜幕传来一种奇特的声音，带给我一种将时间锯开来的感觉。那声音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