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像董存瑞那样牺牲自己去炸碉堡吗？能像刘胡兰那样面对铡刀毫无惧色吗？我没有把握。在这平常的日子里，自己做的都是些平常事罢了。我想加入组织，因为对英雄人物人格的崇敬，因为一种完善自己人格的上进心，因为组织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还因为我出生的家庭，社会价值观的教育。我们那时不崇拜歌星影星球星。如果说我对共产主义理论认识还比较抽象模糊，对*主义那些高深的理论并不完全理解的话，我是凭质朴的感性认识……有能力的人、好人大都在共产党内，而争取入党的。榜样的作用比理论的作用更有说服力，更能感化人。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到了1974年，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全国都停产闹革命，学技术被认为走“白专道路”。但在我们铁道兵部队里，技术好的人受到尊重和重用。我们没有停产，而是像打仗那样在施工，在搞建设。
接着，灾难的1976年到了；接连发生的桩桩灾难性的大事，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是一个国殇之年啊！
我永远记得1976年元旦过后没几天，那个冷得出奇的早晨。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天悲地恸的情景。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疼的感觉，一个你心里敬爱的人，他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回不来了。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疼，一种空落落的疼。我守在连部门口千方百计从通信员那里拿到那张全连仅有的一张《参考消息》，悄悄地看完，又赶紧送回连部。从北京城里办事回来的事务长告诉我，他在长安街见到了周总理的灵车，路两边送行的人可多了。又听战友说，天安门广场上有楼一样高的花圈，雪片一样多的白花。还看到了正在燃烧的汽车。我很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可部队有纪律，无法外出。听到的看到的和心里感受到的，那么纷繁杂乱不明就里。我默默地抄录着各国发来的唁电。
1976年6月，朱老总接着去世了。我又一次打开贴着周总理遗像的笔记本，贴上了朱老总的遗像。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多钟，睡梦中，我突然被剧烈的晃动弄醒了，坐起身感觉像在颠簸的汽车里，我意识到这是地震。我跳下地，一边喊其他战友，一边往外跑，顾不上害羞，来不及穿衣服，身着短裤背心便跑到屋外。门边两行碗口粗的大树猛烈地摆动，树叶哗哗作响。我们像是站在刚启动的公共汽车上，重心失衡，差点跌倒在地上。前排的男兵营区里一片喧哗，听见连长在喊“快去喊女兵和家属！”是夜，天下起了倾盆大雨，雷电交加。
事后得知，震中在唐山。部队里唐山籍天津籍战友家，连连传来坏消息。密云水库大坝发现滑坡，大坝要是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20分钟后十几米高的浪头将到达我们驻地，这一马平川将汪洋一片，很快会危及京城。我们师一个团受命加固大坝，部队昼夜施工，探照灯将半边天照得通明。我们全营迁往燕山脚下，住进了帐篷。
1976年9月9日是中秋节，连队第一次给每个战士发了两块月饼。可我们露宿在外，无心赏月。
中秋节的第二天，哀乐又一次响起，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这接二连三的哀乐让人心惊肉跳。这次感觉好像是天塌了地陷了。家住总参三部的战友回来说，现在中央分“黑纱派”、“眼镜派”，部队要进入战备状态了……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焦灼。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部队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派人参加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一段时间里，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传闻到处传。在北京浓浓的政治氛围里，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着愈来愈多的迷惑和挥之不去的疑虑。紧接着，“四人帮”被打倒了，“*”*的十年终于结束了。那年，我已经25岁了。
在“*”后期，解放军起着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解放军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我有幸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员，六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有着重重的分量。十年浩劫中有六年是在军队里渡过，这是不幸中的有幸。参军让我走出了闭塞的大山，见识了无垠的平原上升起的那轮又红又大的太阳，见识了广袤的大海。地域的局限性远远小于时代的局限性。
军营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有时显得并不那么时宜，不那么高明，甚至使我陷入困境。但有过当兵经历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弱者。对待工作不会怠惰，没有责任心，生活上不会散漫，不会没有思想人云亦云，更不会怕艰苦贪图享受。这算是我六年的收获吧。尽管付出的时间代价那么让人心疼，可谁又能改变时代的限制呢。得在失之时，失在得之间。离开部队那天，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燕山流下了热泪。我发现自己是热爱这支部队的。
十 年 感 慨
离开北京，坐在列车上，听着一遍遍播放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心里却还是一片迷茫，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似乎都还是个未知数。
十年浩劫结束了。一个人的一生，不过也就六七八个十年吧，而人生中的第二个十年对人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身体、长知识，树立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时段。而我的同龄人在这人为的*中失去的不仅仅是受教育的权力，他们失去了青春的快乐。精神世界的迷乱和文化的贫乏对青少年造成的损害更加深重。它是深层的核心的，难以痊愈的。
希望这样大面积的悲剧今后不会再次发生，希望我们能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希望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我们的党睿智发达。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年（1）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年
毛平先
作者简介：毛平先，女，1952年出生，上海市虹口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在漳州农校投靠亲戚的哥哥毛成先，以漳州知青名义下乡到长泰县岩溪公社湖珠大队。1977年，考进龙溪农校农学专业学习，1984年考入福建省委党校理论班党史专业学习，1986年毕业后调到漳州市委党校当教师，服从需要改行教党建，现是漳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沉重的年轮碾碎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梦幻，时光的流逝带走了率直的天真，长期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摧毁了健壮的身体，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年华不再，好梦难圆。特殊的年代容不下纯真的感情，爱情的幼苗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冠冕堂皇地扼杀在摇篮里。虔诚的信念没有了，只留下破碎的心灵、难解的迷惘和遥无尽头的磨难。终于，我承受不了精神、心灵和肉体的三重折磨，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我在本子里写道：疾病的折磨，痛断的肝肠，真诚被扼杀，爱情遭摧残。长夜漫漫最难熬，终日辛劳强欢颜。青春何辜？何辜青春！爱情无罪，罪在出身！无情人棒打鸳鸯，恩爱情侣强拆散。从今后心灰意冷，劳燕分飞各北南。
从1969年下乡，到1978年3月离开大队，这十年，是我最青春美好的岁月，也是令人痛苦的时光，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9的春天，收到成哥的来信，说他在福建长泰县上山下乡，所在的大队是全公社最艰苦的大队，说我年纪还小，要我等过几年再去下乡。邻居也劝我说：“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你妈年纪那么大了，身边就留你一个女孩子，你陪陪她，你的哥哥姐姐都有工作，也不愁你一个人吃穿，何必要去农村吃苦？”当时的我正满怀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激情，怎么听得进这样的劝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又去转粮食关系，这时16周岁的我突然意识到要永远离开这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再也不能与小伙伴在黄浦江畔戏耍、在灯红酒绿的商店里穿行了，于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一串一串地滴在柜台上。粮食局工作的阿姨同情地问：“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我索性埋头痛哭了一场，哭完后心中暗下决心，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插队落户以后绝对不能软弱，绝对不能哭，一定要坚强。
我在亲友的告别声中独自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鹰潭转车途中同车旅客得知我要去福建下乡，无不惋惜地告诉我南方干活太苦了，365天，天天有活干，你怎么不去北方下乡，一年只干半年农活，其他农闲时间可以回上海。听了众人一番话，令我心中忐忑不安，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离开上海时，依然是春寒料峭，我穿着厚厚的毛衣，裹得紧紧的，火车到漳州后正下着小雨，我下了火车，看到来接我的姐夫披着雨衣、穿着短裤、打着赤脚，我惊呆了，难道不冷吗？他说：不冷。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快就知道漳州的气候确实比上海温暖多了。太阳一出，我脱掉了毛衣穿单衣还是感觉热，只好穿上了短袖衬衫和裙子，不料马上就领教到了小黑咬的淫威，雪白的肌肤被咬起了一个个红色小疙瘩，手上脚上凡是暴露的部位肿块红红的密密麻麻地连成片，好像是长满了痱子。农校一个老师看到后断言：不出半月她肯定要逃回上海去！这位老师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逃离，后来还经受住了更为严峻的种种生死考验。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年（2）
下乡的大队离公社16里路，不通汽车，只能靠两只脚走，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我长这么大只爬过离家不远的虹口公园的假山，平生第一次看到这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青山绿树，多么美丽和壮观，我猜测着树丛之间不知蕴藏了多少神秘和希望。山脚下一条清澈的溪流迂回曲折，好像彩带盘绕在山谷间。我多么想掬一把清涟涟的溪水吮饮，那一定是透心骨的舒服解渴。我欣赏着路边的美景，没有想到，一个趔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