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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格勒布作为队长，经常在各畜群点转，哪家缺人手、有难处，他都会去调配人员帮助解决。缺马倌，他可以顶几天；哪家的牲畜走失，他会帮助到很远的地方找回来；哪打羊库略缺人，他也会去添个劳力；谁家杀牲畜他也会去操刀。有时自己家妻子或老舅舅身体不适，他也会几天赶着羊群漫步在草场。不管风风雨雨，乔格勒布总是泰然自若，从未见过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起先他是大队革委会主任，1971年恢复党组织他又兼书记，后来书记不让他兼了，公社由外队派来一名书记，他虽然也想不通，但也没挂在脸上。在队里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他顾全大局，很少计较个人得失。这些都使我从内心对他产生钦佩之感。
乔格勒布有着蒙古族憨厚的淳朴和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容。我们天津知青刚到牧区不久，内蒙古揪所谓“内人党”的运动扑面而来，在极左思潮席卷下，一些知青也身陷其中。乔格勒布在运动中也挨了整。但事情过后他对知青陷入揪“内人党”的过失，宽容备至，从未流露出怨气。总是说“这群孩子知道什么？”，“这些事不怨他们。”他对知青一如既往，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
在我当大队会计的几年时间里，不管是在畜牧点或饲料地巡视，还是一块去公社开会，不知有多少天和乔格勒布相随、相伴。有时他分配了牧业活计，我随后赶去确定劳动量、记工分；有时他捎话让我到畜牧点和他一起核点牲畜、处理难题；我也时常有看不准的事情向他请教，经常就队里的问题请他做决定。天长日久，朝夕相处，我们相互信任，结下友谊，而长期的信任和友谊更形成了工作上默契。
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我对乔格勒布及其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据说他家境贫寒，很早就失去双亲成了个孤儿，起先在白音敖包阿勒善图庙里当小喇嘛，解放后做了当地的通讯员。后来牧区畜牧改革，这个什么苦都吃过的孩子，长成各方面都非常能干的小伙子。由于在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色，较早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竟找了一个当时被定为牧主成分的牧民的女儿为妻，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当我们知青去时，他们家包着一群羊，平时由他的妻子和步履维艰的舅舅经营。他在队里当干部，一家人日子过得也算其乐融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岁月流逝似飞箭，终身难忘插队情（7）
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为队里的畜牧业生产奔波劳累，既有风调雨顺牲畜数量连年猛增后的喜悦，也有面对草场紧张、畜群点不足、阻碍长远发展的忧虑。在茫茫的草原赶路或下马漫步，我们经常在一起就队里畜牧生产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我记得那是1973年春天。针对当时畜群漫放的原始作业方式，牧民因草场产生的争议，因牧民责任心不强造成的羊羔遗弃、产羔率低及牲畜丢失等状况，我们一起想出了畜群牧放责任到户、划区牧放，实行母畜产畜率定额，采取了少了扣工分，多出归己的办法。以此增强牧民责任心，实行奖优罚劣，促进牧业迅速发展，以牧业发展促进饲料地建设，反过来饲料地发展为牧业发展提供保障。这种办法类似于后来安徽农村改革时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令人遗憾的是，1973年9月我因被选调上学离开了牧区，未能和乔格勒布一起实现当初的设想。后来，我听说队里也实行了将牲畜所有权全部分给牧民，由牧民自己经营牧放的做法，但那已是七八年以后的事了。
选调走后，我们曾经有过书信来往，但由于牧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话，乔格勒布每次写信都要求人帮忙，一封信来往需要十几天时间，以后渐渐地联系就少了。
改革开放，人们富裕起来，牧民经营自己的畜群，收入大幅度提高。1996年他主动给我们来信说，牧区牲畜都分到各户了，每家都有十几万收入，许多牧民在旗里买了房子。他自己还当了旗里的政协委员，特别欢迎我们回去看看。因那年有些特殊情况，我们没有去成。1998年当我们在下乡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返回江岸，乔格勒布已于一年前因病去世了。听当地知青告诉我们，那年乔格勒布为准备迎接我们回去，特意租用一辆汽车到乌兰花买了许多食品，结果也没有等到我们。听到这些，我们非常懊悔，这成为我们终身的遗憾。
乔格勒布是天津知青在江岸的守护神，又是我们走上社会的引路人。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他骑马的坐姿，行走的体态，特别是他的品行和精神，我们永远无法忘记。
每当工作之余或生活闲暇，我回忆起在牧区草原那段经历，乔格勒布那熟悉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乔格勒布……蒙古族兄长，你的名字永远铭记在我们天津知青的心中。
难忘的手绘地图
说起地图，现在人们已经屡见不鲜。在书店、在车站、在报亭，不同出版社印制出版的不同版本、不同区域、不同需要的地图，琳琅满目。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地图还是个比较少见的物品，即使能摆上柜台的也仅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那是单位购买和悬挂的专利，而省市县和地区的地图还作为保密资料，不允许外售、外传。
我这里说的是一种手绘地图，是徒手用笔在普通白纸上画出来的地图。正是这种手绘地图当时成为我们插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知识青年不可或缺的向导。
那是在1968年9月，我们天津十名知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脑木更草原插队。我们所在的江岸大队，70多户人家、50多群牲畜分布在方圆1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广袤的草原，宽阔平坦，经常走几个小时见不到人烟和牲畜。放眼望去，除了那起伏不断的草场和暴雨冲下的沟壕，很少有什么标志物。对于我们初到草原的知青来说，那一道道山梁、一片片戈壁都是一个模样，弄不好就会“转坝子”（当地语，指迷路）。只有当地的蒙古族老乡，轻车熟路，眼见能详，就是走夜路也不会出差错。地点不熟悉成为知青的一个缺欠，我们为此还付出过“沉痛”的教训。
岁月流逝似飞箭，终身难忘插队情（8）
那是在我们刚到队里不久，大队在畜群点上举行忆苦思甜会。我们一起的三名女知青乘大马车赶赴几十公里外的会场。散了会，天色渐晚，她们想返回居住的大队部，但大马车已离开。当听老乡讲只有两三小时的路程时，有着青春朝气和果敢精神的她们，执意自己走回去。由于对地理位置不熟悉，她们越走越感觉不对劲，又往回返，结果迷失了方向。后来天黑了，更无法寻路，最后在一座残存的库略旁，三个人挨了一宿。秋天的草原，也寒风习习，而晚上又下了一场小雨，当时的窘境可想而知，甚至她们都担心再也去不了北京见不到毛主席了。我们在家的知青，以为他们住在畜群点上，对此全然不知。直到第二天见到她们一个个灰眉土脸地回来，才知道究竟。这是我们这些刚离开学校大门的知青，到草原后第一次遇到的挫折。
这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自己刚到大队时根据当地老乡介绍绘制的全大队居住地和畜群点分布图。“如果当时她们手中有这样一个分布图可能就不会迷路了。”当自己拿出这份分布图时，很快就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找到了迷路的位置。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这份分布图手绘了一张地图。在以后，还注意不断向当地牧民打听询问，充实手中的地图。正是这一份份手绘的地图，使我们知青掌握了全大队的地理方位。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有了手绘地图，我们可以径直到达目的地。不管是牧放牲畜，还是赶路，抑或是到更远的地方寻找失散的牛马，再也没有出现迷路的情况。随着我们在大队时间的延续，队里的所有居住地和畜群点都逐渐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些手绘的地图也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作用。
前不久，我在《情在第二故乡》一书的附页里见到了一张详尽的四子王旗地图。这张在我们插队38年后见到的地图，勾起了我对手绘地图的回忆。现在这张印制清晰、精美的地图，不仅有我们公社的整个区域，而且还清楚地标明江岸大队的不少畜群点。我凭着脑海里的记忆，几乎把队里所有的地点全部补齐。看着这份地图，心生感慨：“要是当初有这样一份地图多好啊！”它不仅能使我们在草原少走许多弯路，合理安排畜群，开辟新的草场，或许还能在当时和老乡们一起为牧区改天换地多做一些事情，多有一点贡献。
驯 驼
电影《图雅的婚事》因同时获得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家喻户晓，一幅印有图雅和骆驼大幅剧照的广告遍布影剧院和媒体版面。人们在关注女主角余男扮演的图雅形象的同时，对照片中占据主要位置的骆驼也发生兴趣：骆驼鼻子下面穿着的是一根什么东西？那一根细细的绳子怎么就把号称“庞然大物”的骆驼驯服得让人驾驭？
骆驼鼻子下面穿着的东西叫“鼻拉”，是当地一种叫布敦的植物枝干削制而成，一端形状像粗锥子，另一端有分叉作挡头，是人们用力活生生地从骆驼鼻子下面厚厚的唇肉中穿过去后再系上那根缰绳的。内蒙古牧区散放的骆驼，只有经过反复训练之后，才可以仅用这根细细的缰绳驾驭它。
由于我在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年之久的经历，对骆驼不仅很熟悉，而且每年冬季它都是我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特别是那训练骆驼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