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第78部分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6）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
　　“*”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中纪委工作，现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着作；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着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六十五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学的敬仰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管理财务，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当人事干部。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去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强化改造。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分去当铸工和锻工。“*”前，这些工种的人力资源，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我当锻工后，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第三年是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多元。当时吃饭要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握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重复着每日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换上每日都会浸透汗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挟着加速度，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霎时，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7）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的皮肉嗞嗞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考验，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迹。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的伤人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都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都要到澡堂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四米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火烘烤的脸颊在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入睡。用师傅们的话说：锻工这活儿，好孩子不干，坏孩子干不了。十多年后，一次我陪同朝鲜工业代表团重返一机床参观，和师傅们自然相见甚欢。但遗憾的是，锻工当年的那种工作状况却未见任何改观。
　　那时，男同学的状况大抵如此，而女同学多被分去当油漆工，“*”中没有环保概念，苯中毒成了常见的事情。分到铸工的女同学还成立了“铁姑娘班”，干着与她们在体力和生理上都难以承受的活计，后来，果然有人得了红斑狼疮和癌症，才是20来岁的年轻姑娘啊！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了人才。当年从铸工干出来的同学赵家骐，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赵纪平是海南博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还有比我小几岁的，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国机展览中心的总经理周国都等也都出自铸工。
　　也是铸工出身的夏家农，后成为法国一家大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2006年，我曾受他邀请，为十几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市长介绍过中国宏观经济，当我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的富裕阶层人数已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时，我和夏家农一唱一和，让这些大鼻子市长听得目瞪口呆。
　　夏家农金发碧眼的法国籍夫人华新民，是研究北京建筑的专家，她曾在其家中用了几乎一整天时间，向我展示各种资料和照片，宣讲保护北京胡同的意义。顺便提一句，她的姐姐华卫民，曾是上世纪50年代中法首部合拍电影《风筝》中的女主角。
　　夏家农在高中时就是我的同学。“*”后期，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找到他的家中，我知道他这时已经在和华新民谈恋爱，可他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拿出个砖头大小的长方形盒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微型录音机。
　　他按了下按钮，一个柔美的女声就飘了出来，他赶忙把音量调低，同时把窗帘拉上，我们俩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围着放在床头上的这个奇妙的小盒子。小盒子中传出那甜美的声音，感人的歌词，与我从小唱惯的革命歌曲泾渭分明，与社会上激昂的战斗旋律全然不同，听着听着，我的情绪慢慢被感染了，不知何故，竟然流出了眼泪。心想，天底下怎么还会有如此打动人心的歌曲，难道此曲只应天上有？
　　这就是后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歌曲，我请夏家农帮我把歌词边听边写下来，悄悄保留了好久。因为当时工厂宣传科的人说，凡是这类好听的歌曲，都属靡靡之音，都是黄色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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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1）
艰辛磨砺谱春秋　　　　苦乐人生梦峥嵘
　　……南宁二中知青的如歌岁月
　　黄少雄
　　作者简介：黄少雄，男，1950年生。南宁二中少先队大队长兼初中民兵连长、市队部副大队长。1969年1月到广西大新县恩城大队插队。1972年12月当工人，历任科长、处长、主任、秘书长等。现为广西经济委员会退休干部、副研究员，王莹文律师事务所行政主任。
　　激情的岁月留下了老三届的青春梦想，共同的经历凝聚成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学们经受了艰苦的历练和前途的考验，用青春热血谱写了共和国这一特殊时期的恢宏历史，为后人创造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时时聆听风雨人生的回响，审视史无前例的道路，体验知识青年的痛苦与欢乐、失落与希望，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启示。
　　多少个漫漫长夜，心不在焉、囫囵吞枣地应付村里的学习后，我们待在漆黑的屋子里，从窗户望出去，只是朦胧的田野山崖，看不到前途。知青生活的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那种极其贫困的感觉和对碧空翱翔的渴望，只是在那山旮旯的峥嵘岁月中才有过。
　　上世纪60年代末，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中学南宁二中的老三届毕业生，分三支“纵队”上山下乡：“第一纵队”扎营南宁市郊，“第二纵队”开赴南疆边陲，“第三纵队”远征百色山区。在那火红的广阔天地，有他们战天斗地的难忘身影，有热血冷泪的悲怆历程，也有刻骨铭心的激情岁月。同学们用血色浪漫的青春凝成“代牛犁田”等壮美故事和苦乐交融的知青情结，用稚嫩孱弱的双肩承载共和国的历史重担和几代人的殷切期望。
　　奔赴农村干革命
　　江山如画，岁月如歌。南宁二中一大批老三届，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失去学习深造的机会，是革命老区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以他们深沉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同学们。我们忘不了南宁市满城欢送的鞭炮锣鼓，更忘不了倾村喜迎的父老乡亲。
　　霏霏细雨的1969年1月14日，我和南宁二中上山下乡“第二纵队”的400多名同学，怀揣市革委会赠送的《毛泽东选集》，在朝阳广场参加誓师大会。会场红旗飘扬，人头攒动，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气氛热烈而凝重。
　　会后，一代知识青年在鞭炮锣鼓声和数千人的哭声“大合唱”中，乘卡车开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尽管一路颠颠簸簸，风华正茂的同学们还不断高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