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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贾雷德。 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009年3月24日，我给清华大学几个院系的本科同学上了一堂课，题目是“气候变化与发展”。那次课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开设的《国情与发展》课程的一部分，也是我离开清华园之前所讲的最后一堂课，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那次课上，为了说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我给同学们展示了一些灾难题材的大片以加深他们的印象。其中，就有著名导演罗兰德…艾默里克（Roland Emmerich）的《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托尼…米切尔（Tony Mitchell）的《水啸雾都》（Flood）。我告诉他们，“GLOBAL WARMING IS GLOBAL WARNING”（全球变暖即全球警报）。当我问在座的同学是否看过这些影片时，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说看过。并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还有同学跟我讲这几部影片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杜撰的，哪些与科学原理不符，影片揭示什么问题等等。同学们对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危机的了解令我吃惊，但我同时又感到非常欣慰。
电影《后天》是第一部以气候变化为题材的灾难大片，讲述是地球一天之内突然急剧降温，进入冰川期的科幻故事。故事中，气候学家杰克？霍尔（丹尼斯？奎德饰演）在观察史前气候研究后指出，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暖化将会引发地球空前灾难。气候灾难在人们还没时间作出任何反应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征兆，大量的恶劣天气产生，而政府没有应对这样的巨大灾难的经验。
2009年11月上映的《2012》则是艾默里克的又一灾难题材的巨制。
2012年12月21日黑暗降临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日期，能如2012年12月21日这样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玛雅文明预言它是世界末日，而各个文化、种族，全球的科学家、政府，都无法预知这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2012》是一部关于全球毁灭的灾难电影，它讲述在2012年世界末日到来时，我们的主人公如何挣扎求生。
我不知道艾默里克把电影的名字叫做《2012》是否另有所指。因为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就将到期。这部影片选择在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公映，显然另有深意。
哥本哈根会议被国际组织称之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但由于与会各方分歧太大而没有实现达成减排协议的目的。最后，还是在中国等国的努力下达成一个象征性的政治协议。就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之际，欧美地区突遭暴雪寒流袭击，一时间交通堵塞，航班延误，华盛顿联邦政府竟然停止办公，多国出现“路有冻死骨”之惨象。此前，“千年一遇”的洪水袭击了英国。异常天气的频繁出现不断地给人们敲响警钟：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未来。
会议结束以后，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哥本哈根：谁赢谁输？》的文章，评出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三大赢家和三大输家。据说中国“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促成了一个“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协议，成为赢家之一。“怀疑论者”和“丹麦经济”也成为赢家。而输家是“地球”、“可再生能源公司”和“碳交易商”。
但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会议上没有赢家。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各国的减排目标；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安排。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减排目标和援助安排也就无从谈起。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有国家都是输家。被世界各国寄予厚望，又有数以万计的参与者，哥本哈根会议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不仅是令人失望，更令人悲伤。尽管，几乎是在会前很多人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一个环境问题，它事关人类的生存，特别是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它事关人类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它事关国家主权和全球治理，特别是大国对新的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制定权；作为一个道义问题，它事关发展伦理和价值观，特别是世界各国如何认识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以及对“人类去向何处”的认识。
而所有的问题都要在国际政治的谈判桌上解决。争论、交易、阴谋、斗争，人类社会缺乏合作的劣根性都在聚光灯下暴露无遗。“共同”的问题遭遇到了“分裂”的世界，整体的利益被分割为民族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
小岛国斐济的代表泪撒会场。然而，哥本哈根不相信眼泪。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正在加剧、加速，所有人都身处其中并受其影响，特别是那些本不应该为气候变化负责的脆弱国家，他们正在面临“灭顶之灾”。
可悲的是，迄今为止，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人类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挑战巨大、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全球问题”的办法。
哥本哈根会议的会徽（logo）是一团网状结构的线，它意味着全球是一个整体，处处充满了联系。世界各国，无论大还是小，无论受影响的程度深还是浅，每个国家都无法逃避。既然气候变化关乎大家，那么人人为此都有责任。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团乱麻。解决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在这种复杂而又牵涉各方利益的问题面前，大国政治家的妥协是拯救世界的唯一出路。仅仅依靠技术官僚在谈判桌上争取所谓国家利益是不够的，尽管他们非常尽职尽责。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大国领袖们有必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重新思考解决问题的框架、原则和方式。我希望大国政治家们不要看到这样一种场景：若干年后，人们对今天的政治家的评论是中国那句古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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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过去几十年中，像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金融动荡等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这些问题，单个国家不愿、而且往往也无力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具有正外部性，所有国家都能够从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中获得收益。
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行进图》报告指出，在全球领域，需要集中供给10类公共产品：基本*、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越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知识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据估计，每年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在一国之内，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政府获得纳税人的税收，从而为纳税人提供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至少不存在一个与民族国家政府具有同等权威或合法性的政府。那么，谁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呢？
第一种选择，由世界政府来提供。建立全球或世界政府的设想，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许多思想家，如但丁、康德等都曾经分析了建立世界政府或帝国的构想。不过真正的世界政府从未出现过，仅在个别时期出现过类似的机构，但也要么被个别霸权国家控制，要么因合法性严重不足而难以长久。可以看到，由于资源存在稀缺性等问题，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至少在短期内尚不可行。
第二种选择，由霸权国家来提供。历史上，许多霸权国家担当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作用。例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英国、20世纪40～60年代的美国，甚至一度出现了“霸权稳定论”。
但是，霸权国家的地位并非总能够保持不变，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份额也可能会越来越小，对其他国家的控制、监督能力也可能会逐渐弱化。随着其霸权地位的降低，它们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会逐渐减少。它们一方面不愿供给，另一方面也无力供给。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Nye，Joseph）所指出的，“诸多的跨国性问题──如金融流通、艾滋病的传播或全球气候变暖──只有在许多国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够加以解决。在那些只有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才能取得美国想要得到的结果的领域，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
第三种选择，由国际组织来提供。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大量国际组织，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共同为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融资。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国际组织的维持主要是依靠国家间的合作，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有限。它们不能征税，不能侵犯国家主权，其经费主要依靠民族国家缴纳的会费和各种捐献。国际组织即便有提供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也可能会面临资金不足。
还有一种选择，由国家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来提供。奥尔森曾提出“选择性激励”方法促进利益集团的形成。人们在消费公共产品的同时，更多的是需要私人物品。如果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活动联系起来，就可能促进公共产品的提供。
例如，国际贸易活动发生在国家之间，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各国在签订国际贸易协定时，就可以将有关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条款放入其中，形成一揽子协议。将公共产品提供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活动联系起来，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当然，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也要遵循收益能够弥补成本的基本原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问题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