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IMF的167个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多达78个，而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
在牙买加体系下，80年代发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债务危机，90年代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货币危机。负责维护国际货币秩序和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IMF，并没有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防范和援助起到应有的作用。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在独享铸币税的同时，又不肯承担起维护和协调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国际货币领域内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分配、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大的事实充分表明，牙买加体系只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产生。
笔者猜想，虽然美国并没有宣布美元与石油的直接挂钩，美国也不是通过美元盯住石油价格的方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由于美元垄断了石油交易的媒介地位，美元即使出现汇率的波动也不至于发生崩溃的现象。通过垄断象石油这样的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权，就保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应该说，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变化。有人甚至称这种现象为“石油——美元”本位或者“半油本位”。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样还是无法避免“黄金——美元”本位所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只能延缓了这一过程。类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危机可能还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按照这种逻辑的推理，只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放弃美元标准，就能推翻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放弃美元标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也很大，这涉及到结算货币转换的菜单成本，最致命的是各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缩水。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就像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所说的金融恐怖平衡。美元的霸权迫使人们不得不认同美元的标准货币地位。为什么我会认同美元标准？因为别人持有美元，所以我必须持有美元。因为我持有美元，所以别人必然会持有美元。因而没有人敢轻易抛售美元。
不过，特里芬两难依然存在。特里芬两难所揭示的道理在于，一国货币是无法充当世界货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美国相当不情愿，但未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权会分散在几大货币身上，由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有可能赶上这一班车。
美元能够轻易与石油脱钩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一次重大的美元危机来摧毁全球居民对美元根深蒂固的信心，才能使得美元真正和石油脱钩。而目前的国际失衡格局恰恰正在播下重大美元危机的种子。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援引Jeffery R 。Barnett的文章认为，西方文明控制世界有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和“控制全球硬通货”。无独有偶，罗伯特？基欧汉则指出，美国的影响建立在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而他的盟国正是通过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获得收益，并服从美国的领导。这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我们认为，西方学者注意到了控制金融系统和国际货币对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指出维系美元地位的机制所在。石油美元的计价机制保证了美元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实现，“成为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
充当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国家可以获得铸币税、影响和控制油价、维持或提升该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等好处；
石油美元计价机制的建立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为了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而与沙特达成的秘密协议；
欧元的诞生对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决不会轻易将这一特权拱手相让，因此，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个政治问题。
石油美元计价机制客观上被国际投机利益集团所利用，相继制造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
为了改善全球治理机构，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切断石油美元计价机制。这需要一次深重的美元危机来完成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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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国家被动资本化的教训（1）
什么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怎样认识这个发展逻辑，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几百年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拉美国家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考察拉美国家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被动资本化”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态的演进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的资源经济阶段、产业经济阶段和资本经济阶段。在资源经济时代，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相对封闭。与外部进行资源交换的方式仅仅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而这种方式是无法“纯粹”的获得免费的资源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真正的免费资源来自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后来大量殖民地的开辟。美洲的白银、非洲的黄金以及无数来自殖民地的自然资源使西欧迅速改变了资源经济的经济形态，完成了向产业经济的转换。这一经济形态的转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的完成。殖民的历史，从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资源输入的过程。外部资源的大量流入，使得西欧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美国的崛起则与西欧大同小异，只不过美国的暴富与两次世界大战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通过像西欧和美国这样的“原始积累”来完成这个转换，相反，发展中国家还正是作为被掠夺的“殖民地”经历了资源经济时代。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在伴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数不清的赶超战略的情况下内生的。西方世界的“原始积累”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特有的“剪刀差”现象积累了发展资金；而拉美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也为其发展从内部获得了一些积累资金，但当“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自身的弊端显现时，拉美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转而实行“负债”发展战略，即从国际上借贷来支撑其经济发展。正是这一“负债”发展战略，为其以后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现在主要发达国家早已经完成了从产业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而对于中国和拉美这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的大部分还处在产业经济阶段，一部分仍然处在资源经济阶段，而另外小部分已经升级到了资本经济阶段。当今的世界格局基本上是一个由发达国家集团主导世界并制定国际规则的“中心——外围”架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已经失去了通过暴力殖民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机会，那么如何继续获得发展的资本便是发展面临的一个最为主要的问题。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转向了“内卷化”式的发展道路，即主要通过对本国资源和劳动力的使用完成工业化，而不是通过暴力无偿从外部世界获得资源。很显然，这种“内卷化”式的发展模式必然是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使整个社会获得发展的。但是，其副产品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和政局的动荡。一旦政局动荡，政权出现频繁的更迭，工业化的道路便无法继续。而且，“内卷化”式的发展模式通过压制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持表面上的经济增长也必然给“社会和谐”带来负面冲击，国内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以及大量的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的出现。
拉美国家被动资本化的教训（2）
如果在这个时候处在经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再不适时的打开了本国的“金融阀门”：不但开放经常项目，而且全面开放资本项目，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就毫无遮拦的暴露在已经处于金融资本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的面前。遭到游资的冲击其实只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更为甚者，通过已经开放的“金融阀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可以毫不费力的“资本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矿产、金融等产业部门，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彻底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能力。通过“资本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风险几乎为零。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或者出现经济危机，这些金融资本会在瞬间撤出而不留任何痕迹。这种境况现在已经引起拉美国家的高度警觉。
被动资本化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不稳定实际上来自两个层面。
第一，由于改革不够彻底，特别是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殖民地时期的大庄园经济的色彩仍然比较明显。一般而言，传统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应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土地革命以及中国当下的农地制度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一制度使得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并不成为城市的定居者，并不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里面形成大型的贫民窟，这是中国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按说一亿多农民进城，在哪个发展中国家都会形成大型贫民窟，唯独中国没有，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他家里有块土地。“中国的农地制度保证了中国在面临这么大的人口压力下社会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拉美国家现在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是拉美国家从来只有“暴动”和“政变”而没有彻底的“革命”。土地牢牢地掌握在大地产者手中，无地和失地的农民在农村无地可种，在城市打工无门，只有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有的甚至出现了农民与大地产者的激烈冲突。在巴西，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