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无门，只有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有的甚至出现了农民与大地产者的激烈冲突。在巴西，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巴西约有400万户农民家庭无土地，即约2000万人被称为无地农民。他们因无生活手段而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分配土地，因土地问题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国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拉美国家大多属于人少地多的国家，解决农民问题比中国有优势，但其土地改革遇到的阻力之大，农村社会内部冲突之激烈要远甚于中国。缺乏对下层老百姓的补偿，最重要的是缺少一个能够维持政局稳定的政治势力或者是政治架构。这就导致了面对“内卷化”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时候束手无策，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交替上台，政策缺乏连续性。国民对于政权的稳定性都缺乏信心，更遑论对政府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了。由于缺乏一个能够长期维持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强势政府，拉美国家无法像中国一样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从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那里借来。这无疑使得拉美国家缺乏相当程度的经济自主权，而且还被迫进行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最明显的就是金融系统的开放。
第二，在进口替代战略遇到挫折的时候全面转向了出口导向，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全部敞开了大门，完全放弃了“金融阀门”的抵御作用，并且使本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其经济波动更加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对外资的依赖已经使得拉美国家患上了“毒瘾”，欲罢不能。
经济学家总是喜欢讲比较优势，但是现实的世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没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完全竞争的市场和平滑的供求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比较优势”，也经不住债务负担这个无底洞的吞噬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的理论具有完全的普适性，所谓普适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德国有德国的模式，美国有美国的模式。让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过早的开放金融部门简直就是犯罪。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官僚习气严重，但是一旦完全开放，整个金融系统就成了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化的工具，并让这些国家严重的依赖国际资本。金融部门成了第二次从拉美“抽血”的恶魔。
在贫富差距拉大，国内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政治派别林立的现实背景下，任何当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要推行改革必然会收到其他很多反对派甚至是中间势力的反对。拉美各国普遍缺乏一个能够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的强势政治势力。在面对反对派势力的压力下顺利推行既定政策就几乎成为空谈。在我们谈到的拉美国家的发展逻辑及其不稳定两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强势的政治势力能够冲破那些受益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化的政治势力的阻挠进行惠及普通民众的社会领域改革将是拉美国家未来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先决条件。让普通民众得到改革的实惠，要比继续去填满既得利益者的腰包更重要。但是，一小撮人受益，大多数人受损的“集体行动”悖论的存在是个常态。人数少、力量强、声调高的社会阶层更能够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国家的政策方向，甚至能够使他们不中意的总统下台。资本家从来不是天生的*爱好者，相反，他们更支持*，因为只有*才能是资本和权力更紧密的结合，才能获得一般资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益。如果再加上某些国家出于所谓“*”的关心，形势可能会更为复杂。在拉美*制国家，这种情况显得尤为明显。改革是复杂的，不仅仅在于改革者要面对来自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还要面对国外所谓“*”势力的压力。而改革所需的大量金融资源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不关心你的具体情况，他们只关心你是否缩减了财政赤字，是否能偿还他们的债务，是否实现了他们掌握的国际组织做出的决定。拉美国家要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解决不稳定两因素上下功夫，就必须走一条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需要拉美各国政治家们的努力，但或许也需要点运气。
半开放市场的金融风险
经济系统有时候非常脆弱。那种让我们视为“奇谈”的“蝴蝶效应”经常会发生，只不过事后你很难找到那只“蝴蝶”。“经济系统没有留下痕迹，而蝴蝶已飞过”。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新兴市场提出警告：新兴市场出现波动及市场人士担忧外资抽离风险之际，正值新兴市场发展的“关键”时刻。之所以是关键时刻，这份报告的第一作者Mansoor Dailami认为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一半融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另一半却还在这一体系之外——目前它们处于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笔者以为，半开放、半封闭状态意味着面临金融风险的时候新兴经济体无法迅速调整经济政策而使得风险反而会放大。
逻辑从这里推出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拓展到整个国际市场，也许你会为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表现倒吸一口凉气。笔者此前曾分析过国际投机资本的投资链条与美联储利率和汇率政策变化的关系。这里我再简单指出，美联储第16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政策已然奏效，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有所回落，甚至可能出现泡沫破灭的可能。大量的资金将从国际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市场回流到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就为投机资本“猎杀”某新兴经济体的本币提供了机会。资本回流，就会造成某些国家的资本项目发生逆转，其本币就有贬值压力。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往往缺乏弹性，不能进行及时的调整，这就将形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存在高估。如果国际投机资本在这个时候大量买进某国本币，再在本币币值高位运行时悉数抛出，又一场金融危机就可能爆发。Mansoor Dailami所指出的新兴经济体的半开放、半封闭状态的危险就在于此。
国际投机资本的目的无非是获利，你大致可以把他们的行为看作逐利行为。但是当这些机构投资者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某大国的对外政策的时候，逐利行为就会演化成为一种政治行为。这种情况其实屡见不鲜。如果你认为不存在，要么是他们更隐蔽，要么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此时，你只要回想一下军工综合体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就可以了。道理是一样的，表现不同而已。
当然，如果你认为新兴经济体市场出现短期下滑乃是必要调整的话也可以。因为是否会有金融危机的风险要看国际资本是否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离开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以及经济体内部的资本流动状况。但这种产生金融危机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主动权不在新兴经济体这一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希望人们在全球股市下跌的时候不要惊慌：如果在森林中遇到一只熊，不要惊慌尖叫，更不能转身逃跑。我不知道遇到林中之熊的时候，人们是仓皇逃窜的多，还是镇定自若的多。我只感到，调整与崩溃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遥。
新兴经济体能做的，除了竭力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以外，只好暂时守住资本账户的阀门。中国也是新兴经济体，与其他新兴经济体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庆幸的是，资本管制仍然在实行。开放资本账户从长期来看是个必然趋势，这个不能否认。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平稳的实现这“惊险的一跳”实在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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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崩溃？（1）
毫无疑问，今天美元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而今天经济学家关于美元未来走势的分歧也从未如此之大！
新千年以来，美元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十年时间，美元指数从120左右的水平，最低曾经跌至70左右，跌幅超过40％。2008年7月之后，由于大量资金出于避险需要对美元需求大增，美元曾出现短暂的反弹。但2009年3月之后，再次掉头向下，一次次突破前期低点。2009年年低，强势反弹，并维持在80左右的位置。
目前，对美元走势的判断分歧很大。一类观点认为，美国长期出于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状态，美元贬值只是“双赤字”的表现形式。只要“双赤字”趋势不改变，美元贬值趋势就不会改变。而且，美元套利交易（Carry Trade） 的存在也压制美元走强；
另一类观点，美国经济复苏状况好于欧洲、日本，美元有走强的基础，美元已经出现了远反转。如果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美元仍然会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
应该说，这些观点有其道理，也都有依据。无论是基于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无论是基于长期还是短期，这些因素都在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影响着美元。
我是一个“综合派”或者说“中庸派”。我认为，应该把历史走势的动因与新情况结合起来分析，应该把实体经济的动因与金融市场的波动结合起来分析。如果从历史走势来看，美元并非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危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1986年，美国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美元出现了持续性的贬值。从长周期的角度看，我们目前面临的美元贬值形势无非是这个世界最大债务国本币贬值的延续。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长期趋势就比较清楚了。即，决定美元长期走势的还是来自实体经济的动因，这是一股强大的“海浪”。而短期内经济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是附着在“海浪”之上的“浪花”。“浪花”产生于“海浪”，高于“海浪”，有时候甚至威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