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达克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股将领先进入再一次长期牛市：美国纳斯达克将于2013－2014年之前经过一次低点后，开始领先道琼斯和标普５００，步入一次长期的牛市趋势中。基本面的原因可能在于手机和移动设备仍将爆炸性增长，一半的世界将使用上手机，而已经在使用手机的另一半世界的用户将拥有更多的功能和服务，移动设备和通讯网络将整合目前的通讯导航电视电脑乃至安全系统的所有功能，进而衍生出无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再一次点燃全世界对于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投资热情。
熊市的时间之长超过大多数市场人士的预期，未来的道路对于股市和经济来说，可能都是漫长而苦闷的。我们对于漫长的猜测是，也许美国的股市不会再像1929—４２年那么长，我们的股市也不会像1990年之后的日本股市那么长，但肯定比今天绝大多数人的预期要长得多。投资者需要更加重视货币时间价值。在关注股价之外，我们作为真正重视价值的长期投资者更应当关注企业的分红回报、盈利状况和财务状况。
我们推测，或许是朱格拉周期、库兹涅兹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几种不同周期的共振和叠加作用，再加上市场本身投机力量和大众情绪的因素，造就了股指的长周期。在漫长的熊市中，一些曾经伟大的企业会消失，而总有一些企业会生存下来并在之后的繁荣时期茁壮成长。当熊市结束，再一次伟大的牛市来临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会计准则、货币体系和商业理论等等一切都可能不是现在的模样。
理论上，本文对未来的长期预测肯定是会失效的，因为预测本身已经改变了未来。但我们确信，历史总会重演，因为人性永远不变。
巨额融资能力与大国兴衰（1）
宏大的话题需要宏大的解释，宏大的解释每讲一遍总会有所不同。千百年来，国家兴衰之根源就是这样一个经过了千百次宏大解释而又一直让人“萦绕于心”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皓首穷经，甚至不惜用尽毕生心力试图解开这个迷题。即便这样的话题被人们不断的重复，但人们对这些话题的兴趣却丝毫不会减退。
汤因比在其宏篇巨著《历史研究》中讨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及文明的衰落问题，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保罗？肯尼迪将分析重点放在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军事冲突之上，认为世界格局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曼瑟？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中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国却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欧共体六国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国增长迅速？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也会出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别？并认为，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试图搭便车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保罗？肯尼迪、奥根斯基、莫德尔斯基、吉尔平、金德尔伯格这些大师们几乎都在其著作中表达了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阅读这些大师们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把目光聚集到了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对国家兴衰的决定作用上。
古代帝国的崛起几乎可以与金融无关，没有金融的支持，帝国仍然可以依靠的是强大的军队、优秀的政治家以及高效的政治制度称雄四方。但四百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近现代大国可以不依靠金融而能够确立其国家地位。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四百年前奔涌而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的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必须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才能实现古代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这里的金融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乔万尼。阿瑞吉等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所说的“巨额融资”能力。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全系统的金融扩张，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亦随之改变。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相关关系。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近现代大国的“巨额融资”能力并让他们在世界称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让位于另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种金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健全的金融制度。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英国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国式金融制度，变化中的是形式，而比前者更具备“巨额融资”能力才是不变的。
国人依稀还记得，道光朝以来，面临外部战争威胁的大清帝国竟然无法为抵御外敌筹措到足够的军费。鸦片之耻、甲午之辱、八国联军火烧我“万园之园”的切肤之痛，固然有皇朝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原因，但泱泱中华帝国在关键时刻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打仗又岂有不败之理？然而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估计，在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的GDP按当时的可比价格计算竟然是英国的4倍，日本的5倍。真是可叹、可悲！
巨额融资能力与大国兴衰（2）
创造了文官体系的中华帝国，竟然没有创造出一个哪怕比较初级的金融市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把苛捐杂税的盘剥变为政府的承诺，至少在战争时期可以筹措到足够的军费。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单一，即便有可御敌之兵，但却没有充饷之银，国家无法供养庞大的军队攘外安内。金融市场的缺失不但让帝国自取其辱，还使其自毁长城。国家将组建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个别大臣，清末民初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乃至再次遭受外侮的局面早已经在拥有强大“巨额融资”能力的列强来到大清国国门的时候注定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金融市场当然不单为战争而设，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由于经济资源配置，增加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在国际格局比较稳定，经济全球化再次掀起巨浪的今天，“巨额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通过对1500－1990年近500年中世界经济霸权更替现象（从意大利城邦到欧洲低地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研究指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有它的幼年、青年和暮年。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个国家的地位也会随之发生从兴旺到衰弱的变化，并由此决定着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它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抑或是否被其他国家代替。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是伴随着一个国家内部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金德尔伯格虽然没有在其著作当中说明，但是他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走过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这就使经济霸权有了生命周期的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旧霸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新霸权金融中心发生的危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1772－1773年伦敦的金融危机让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首要金融中心。1780年的危机则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世界金融中心从此成为英国的首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身上。1929－1931年发生在纽约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让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就如同当年先辈们生活在“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一样。我们很自然的会联想到1990－1992以及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东京没有出现成为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迹象，相反，日本资本在北美遭受惨重损失。乔万尼。阿瑞吉等评价说，危机使其更加扎根于东亚地区，不再流向北美。这一资本分布巩固了东亚地区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巨型城市以及中国台湾。
但是必须得承认，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并不表明东亚的金融力量超过了美国，这些金融中心依然缺乏从制度和规模上支撑其扩张的能力。然而当今世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元正在坠落。
在《美元的坠落》的开篇，安迪森？维金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熟悉的场景：“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终结了美国货币与黄金本位之间的姻缘。从此以后，美国货币与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之间不再有任何瓜葛，它的唯一支柱就是国家信用。”
巨额融资能力与大国兴衰（3）
放弃了金本位，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关系，那么谁在支撑美元？谁在支撑美国的国家信用？是GDP？是生产率？安迪森？维金说GDP是最具有欺骗性的，美国实际上充斥着虚假的泡沫经济。而至今依然走贬的美元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存在于美国的生产率问题。“长久以来，在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中，美国一直处于劣势，这也是美国国际信用（即美元）不断受损的根本原因”。 我想，如果要指出一两个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可能是其中之一。有关货币的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它的研究和关注，但也不得不承认，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
在我看来，美元本位下支撑美元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游弋在大洋中的航空母舰。设想一下，如果再有一次珍珠港事件，你手里的美元可能会一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