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误读中国- 第6部分

　　

我看“索吻”与“求稳”的关系（1）
西学东渐的思想解放与价值观变迁
　　60　周年祖国大庆之际，似乎所有看点都集中在十一那天的阅兵式和在北京上映的《建国大业》上。但是，央视网站上台湾女孩索吻的博文让我眼前一亮。倒不是拥吻的画面刺激了一位老男人的眼球，而是博文中的某些观点让我有话不得不说。
　　2009　年9月，我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采访了洛桑国际工商管理学院（IMD　）院长和Evian　Group　的老板皮埃尔·雷曼先生。他应邀在我们的镜头前谈自己对中国60　年发展成就的感受时用了一个词：“解放”（liberation　）。这个词恰巧与我为英语频道撰写十一那天开篇报道的解说词使用的关键词一样。我说：60　年当中，我们荒废了前30　年，但是，负面的教训成为我们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于是，我们不仅像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所言，让4　亿中国人迅速从物质的贫瘠中解放出来，更让13　亿国人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我没有讲的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那更是一种让西方人跌破眼镜的巨大宣泄，岂是“解放”二字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中国人崇拜官本位是众人皆知的。前30　年的官场上不管你多么愚蠢，多么挥霍，多么保守，多么龌龊，只要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就可能继续升迁。道德和狭义政治让多少对官位趋之若鹜的红男绿女如履薄冰地洁身自好，晚节还算留得清名。但是，后30　年，我们的官员和无数意气风发的丈夫在生活小节上得到空前的解放。解放思想是自上而下，而性的“开明”则是自下而上的。用中医的气功语言来说就是打通了小周天，气血良性循环。供求关系的商业化在市场调节下大大减少了后30　年法院张榜公布的*案例数量。于是，花柳肆虐，艾滋病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很多家庭名存实亡，离婚率飙升。
　　在这般浮躁的喧嚣中，liberation　，“解放”被赋予了各种含义。于是，中国台湾走出了一位大胆的27　岁女子，她向世界宣称，自己要在欧洲向100　个男人索吻，目前目标已经过半，网络点击更让这位女子一夜蹿红。
　　那么“吻”和“稳”是什么关系呢？这里的“吻”，被赋予了时代的含义，它意味着解放。虽然中国30　年的改革开放始于思想解放的形而上，但是这形而下的春回大地同样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解放是人性的宣泄，解放是自由的檄文，解放是生产力的冰释，解放就是挑战一切不合理的秩序。但是，过犹不及。解放可以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和产生令人尴尬的不轨。
　　卢梭讲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从生下来就开始成为现实中有形或无形的各种约束的奴隶，我们是社会契约的奴隶，是思想和感情的人质，我们每个人的判断和思想的成型都受制于个人独特的经历，特别是负面的教训。人的谨慎就来自于直接和间接的失败和挫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它的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样得益于这个民族所历经的沧桑。所以，中央提出，“稳定压倒一切”。
　　有人说，中国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前30　年，“反右”扩大化便是百花齐放，言论自由的假象下无数善良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结果饱受政治*，家破人亡。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和文艺界一片肃杀，寒流滚滚，人人自危。后30　年的乱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是政府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创新，是一场轰轰烈烈、前无古人、造福世界的革命，是华夏文明的复兴。60　年内的两次“乱”都是政府主导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后果也就迥然不同。前者导致精神的萎缩和社会的巨大倒退，造成深刻的内伤以及信任危机；后者让整个民族看到希望，焕发了勃勃生机。这里不用赘言，世界为之震撼。

我看“索吻”与“求稳”的关系（2）
从90　年前的五四运动到30　年前的“四五”运动，到20　年前冷战结束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中国发生的“*风波”，这里的乱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人民的解读和历史的审判。
　　20　世纪80　年代初，精神饥渴的中国人大胆地向西方求吻。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的良知空前焕发。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鼓舞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前提下，我们清算了“四人帮”，清算了“宁左勿右”和个人崇拜的封建余毒。中央的政治集权因为市场经济改革和它孪生的公平竞争的原则，而被有引导、有选择、渐进式地下放和分权。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联袂，成就了今天中国的经济辉煌和文化复兴。
　　“*”后百废待兴，我们的体制形容枯槁，但是“三十而立”的第二春让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在沿海开放的试验田内与资本主义“偷情”，与私有制和洋奴买办眉来眼去。这里月上柳梢后的初吻没有那么浪漫，却有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刺激。因为大部分淳朴厚道的中国人认为，老板、雇员、失业、竞争和利益驱动有悖于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这种来自西方的“资色”伤风败俗，简直就是烟花柳巷里的嫖客。温州的个体经商人员被通缉，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因坐地练摊儿竟也受到政治*。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朝，通商海禁和对人欲的禁锢导致中国的迅速落后，而鼎盛时期的中华帝国的GDP　曾占据世界的1/3　。中国的事情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明朝话本小说的著名作家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中，描写了许多产生在秦楼楚馆里的真正爱情，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直接反叛和颠覆。野火烧不尽，草根的力量在现代化进入21　世纪和今天的中国，依旧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种山寨版的物质与精神的创新产品直接冲击所有的正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学巨著中都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民间的反叛和占山为王的独立意识，比如《水浒》中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比如《三国演义》中的三分天下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酒神”文化下，文学艺术的开放也让非礼勿为、非礼勿视的中国人走出了《茶馆》，走下了梨园的宫廷舞台，超越了几千年无形的“长城文化”对人们精神的束缚。
　　“*”结束三年后，一群自称“星星画会”的业余青年美术作者于1979　年9月27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铁栅栏上展出了他们的前卫艺术作品。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星星美展”中，年轻艺术家第一次表达了“艺术要介入社会”、“力求新的表现形式”等想法，反叛“*”偶像崇拜的创作模式，对官方传统文艺理论也提出了异议，产生了冲击。
　　自“延安时期”以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文艺界演变成“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几乎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是主题先行，神化工农兵的伟岸形象。最典型的是浩然笔下《金光大道》的男主人公高大全。20　世纪70　年代末，国门洞开的美术界立刻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到了“星星画展”时期，年轻的艺术家们终于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作为一个时代的先锋结束了艺术集体主义的“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后延安时代”，进入了以“798　”工厂为代表的绝对的市场化和绝对的个性表现的新世纪。至于蒙住双眼的崔健，以他振聋发聩的摇滚戏说当年的南泥湾精神，谢晋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三部曲对“*”的无情否定和严肃批判，第五代导演乡土气息的文化寻根，舒婷等对传统革命诗词的颠覆，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和李谷一《乡恋》中惊世骇俗的“靡靡之音”和气声唱法，以及大学校园和《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形成了舆论的盎然春意。思想的复苏，良知的梦醒，为群体盲目的个性张扬，如蛤蟆镜和喇叭裤，铺垫了思想的根基，直到老人巴金以百年孤独的《随想录》，以《忏悔录》的自觉诠释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再现了春秋战国、贞观之治和五代十国时的吞吐百家的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精髓，让我们至今还在欷殻Ю先擞凇洞骸坊�《秋》实的政治沉浮中对《寒夜》的否定。　。　想看书来

我看“索吻”与“求稳”的关系（3）
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人类进化的阶段性目标。在孔圣人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对人性经典的世俗化解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并非对人性的“恶”不解风情，不够世故，不了解好莱坞镜头里的《本能》生产力的解放和人性解放的含义。中国人一旦大梦初醒，五千年的封建禁锢恰恰成为摧枯拉朽的强大动力。这就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晋商票号和走西口的精神，这就是民营经济的温床“温州模式”的燎原之势，这就是深圳提出的“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改革前沿，这就是1992　年后浦东发展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然而，解放意味着，我们民族的好赌和豪赌的劣根性在法制还不健全的今日中国，导致了大邱庄庄主，早期家族企业的领军人物禹作敏藐视权威，私设刑堂；导致赖昌星设红楼以声色犬马勾结达官贵人进行疯狂走私；导致沈阳前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挥霍纳税人的钱，不顾东北上千万下岗职工的疾苦，在澳门一掷千金，堕落成党内贪官。还有成克杰之流豢养情妇，*生活糜烂，权色交易，以两位的政治地位虽然还构不成当代版《长恨歌》中唐玄宗手下三军不发、马嵬坡逼宫赐死杨玉环国难般的悲壮，却严重败坏党风党纪，为国法所不容。一部中国的现代化初级阶段教科书里，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阴曹地府里最早被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