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反腐斗争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一种非常微妙的心态。他们将*当作是“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却是香的，一旦到了可以以权谋私的位置，就会跌进这个“羡腐”怪圈，同样会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为非作歹、巧取豪夺，与之俱腐。
更让人不安的是，我国的*现象主体已经趋于集体化，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反腐斗争之阻力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对于“前腐后继”的怪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是不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出了问题，给了*分子得以“伸手”自如的机会？
如是，那么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着许多漏洞，不能切实起到“防腐”、“反腐”的作用。西方在讨论制度的时候，有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因为我们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尚有漏洞，使得一些人可以有机可趁，以权谋私，没有相应的制约权力的法制法规，老百姓无法监督自己的地方长官，新闻媒体依附于政府，也很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因此，改革制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了。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对人具有巨大的腐蚀性，*的根源在于在权力的无限扩大化的时候，没有相应制度来制约惩治。我们来一次追根溯源的分析。究竟是谁赋予了这些*分子以权谋私的权力？难道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如是老百姓何不能大声斥喝“交出权来”？我想最想对*分子说“不”的就是老百姓。其实不然。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民*国家里究竟是谁将这些*分子是推到“窃位作奸”的位置？中国的领导干部的选任，通常是采用上级委任的方式，很少采用由公民或者公民代表选举产生的，甚至连党内选举的方式也很少采用，即使采用选举方式，也通常是按内定的框框让群众画圈圈，以便实现所谓的组织意图。这种等级授职制使用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领导干部向人民负责的意识就会越低。他只向委任他的机关和个人负责的意识就会越强，那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会越重。他一旦东窗事发，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而很少想到对不起养他的纳税人——公民。
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的领导由他说了算，连纪委的“乌纱帽”都捏在他的手中。因此，王怀忠独断专行，以权谋私，那些由他一手委任的领导干部能够支吾一声？王怀忠给国家造成的４１６２万元的损失，受贿人民币５１７。１万元、４８０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是上级委任制，所以也就难免出现“买官卖官”的丑剧，官在我手中，我要任命谁就是谁。这样一来，关系户找上门来了，贿赂分子也乘虚而入。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１０２名副厅级干部，卖官获利７５０多万元；而买官，作为一种利益的交换，已被不少人视为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在他们眼中，“官”是升值潜力最大、收益最多最快的“绩优股”，因为“当官最能发财”。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上级委任制的用人制度的危害性了。我们在开展反腐、防腐工作中，如果不改革领导干部上级委任制，那么许多工作就无法畅通地进行。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双规”，也可以成为某些领导干部的暂时“避难所”或者筹划“丢卒保车”消化*的“议事厅”。
现在这种*现状，许多人自然觉得领导干部真的“无法无天”了？质疑起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监督的部门或者机构，使为贪者没有“伸手必捉”之惧？其实又不然。应该说，我们的监督部门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的是很多，除了纪检监察部门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外，还有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媒体舆论的监督等多种部门和形式。但是这些监督部门和形式，到底能有多大的监督力度？效果其实不言自明，是微乎其微的。在现阶段，作为平民百姓，公民义务是必须承担的而政治权力（包括监督权力）却无法充分地享受到。反腐工作到今天民间呼声是很大，但依然停留于“党内反腐”、“权力反腐”阶段。“双规”的大面积使用，可以说明*的主力军是党内分子，而反*斗争也是权力反腐，是一种近似党内权利力重组的游戏。
这场关系到整个民族发展的反*斗争，无法扩大到全民反腐，甚至很难扩大到法定的权力机构和监督机构。就拿各地方最高的权力机关——人大来说，他们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所起效果廖廖。实际上许多*分子，比如慕绥新曾被提名为鞍山市副市长，在人代会上他却落选了。可有人却把他调到省体改委当副主任。几年后，慕被提名为副省长，再次在人大落选。可他又被任命为省长助理，不久就被任命为副省长兼政法委副书记。慕绥新官运亨通，没有人“提携”行吗？可见，人大的行使的权力在许多地方政府工作中只不过是过过场，举举手的形式罢了。应该说，人大是宪法规定的中央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尚且无法实行监督的权利，何况受管辖的平头百姓？而中国的新闻媒体，现阶段“豢养”性太强，弄弄八卦、哄抬市场坑坑百姓是行的，至于反映民声、直抒胸臆实还发育未全。
至于公、检、法这些司法机关均属政府部门，在处理*问题和实行监督时，对同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一把手，很难实现这个司法权。甚至许多公检法的领导还是地方长官一手委任的。他们面对一些社会不正之气，聪明地采取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哪敢去监督？其实，这就暴露了这么一个政治事实：一旦权力走向顶峰，也就成为绝对的权利，地方长官完全可以只手遮天而做到“腐而不败”。中国的*本质上就是权力*，用权力来反腐也就掉进权力斗争的漩涡里。
权力反腐只是人管人漏洞百出，只有法制反腐才行之有效，法制管人是铁面无私，有硬杠杠，红线线，触了法制的底限就得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有一些领导干部即使有*的念头，也会怕制度的“紧箍咒”，而且制完全可以让*的成本加大，人大不仅要立严法，而且对*分子进行严惩，没收其所有财产，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真正启动起人大等监督部门的权力，必须置于政府之上，有效地进行反腐惩腐。
如果*问题继续扩大，那么必然危害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将危害到执政党的长久治安。因此，反*并不是靠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的自查、自纠、自律所能够解决的，它必然是全民的事业，要求全体国民惊起与之为敌，使*分子成为过街鼠，人人喊打方可。当然反*并不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斗争，许多国家*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像芬兰这样的国家送礼会被官员认为侮辱其人，在该国已经有三十年无重大犯罪事件。
面对这样的*严峻现状，我们这一代能够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坚决反腐，严厉地惩腐，并且摒弃羡腐的心态，那么将来也就是我们的子女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竞争更加合理，社会空气更加纯洁。
我们这一代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将来，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行使的公民的政治权力，以给将来一个好的交代。
由公安热衷于抢尸想到
中国地大人多，怪事层出不穷。公安也喜欢搞怪：抢夺尸体。
说说著名的高莺莺事件，事情陷入迷团的关键就争夺尸体。2002年3月15日，在襄樊老河口市宝石宾馆，高莺莺意外死亡，经法医鉴定，死者精神异常，属于跳楼自杀。高莺莺的家属认为不可能，便将尸体放在宝石宾馆中讨要说法。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滋事，80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加入抢夺尸体的战斗中，一举成功并迅速火化尸体，连同衣物等证据一同焚毁。而正是这一年的年底，原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当地70余名领导干部被陆续牵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看来，群体事件中往往会凸现当地政府的*。民女高莺莺的父亲高天虎，趁机“作乱”，一直上访，要求讨公道，由于证据不足，2007年4月17日襄樊市襄区人民法院将其判为诬陷罪，入狱一年。虽然此事与我无关，但每每想起此事，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痛楚。毕竟，我也是平民百姓！
再来看看丁天宇事件，铁定要让群众们做一群丈二和尚，纷纷堕进云里雾里。是谁造成“不明真相”呢？其实不能怪广大群众。2007年4月28日，河南嵩县丁天宇因和人有口角之争去当地派出所调解，谁知竞踏上了不归之路，离奇死在派出所内，家属自然要求尸检。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嵩县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局副局长带了100多名警察、协警及保安，出动了30多辆警车及非警用车辆，对丁天宇家人展开尸体争夺战，顺利地将死者家属人及围观的群众赶走，将丁天宇的尸体强行拉走，并将丁天宇家人拍照取证的数码相机抢走。看来，这个尸体相当的重要，一副夺回去进行国葬的架式。
公安抢尸怪事年年有，这个月变得更加频繁了。
6月17日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离奇死亡，几乎是高莺莺事件一样扑朔迷离，也是跳楼自杀。家属质疑自杀，所以誓死保护尸体。于是，在永隆大酒店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尸体抢夺战。参加尸体保卫战的群众竟达到4万人之众，是不是“不明真相”，就像孟连事件的群众一样就不好说了。其实，当地政府很多问题都没有去好好的解决，没有拿出一种澄清事实的高姿态，如连酒店老板是谁至今都是个迷魂阵，再如坊间盛传酒店专事贩毒维持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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