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下半年，我才开始说话。家族中出了三代哑巴，以为我也逃不了这个宿命，继承哑巴种。因为四岁开始学语，智力一般，落得了“呆头”的蔑称。我母非本地人，属江苏人，难逃乞食来到桐乡，嫁给我爸，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又得到了“小江北佬”的贱称。我天生好饭量，那时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零食供应，我只有天天捧着饭碗，不停的吃，而且更可恶的是就地大小便。家族以我为奚落对象，堂姑指着我说，“这个小呆头，小江北佬，烂人就是屎尿多，以后就叫‘烂屎’吧！”于是，在她的积极的呼吁下，我得了“烂屎”的雅称。我一直没有接受过，表达的拒绝的情绪就是愤怒。她虽然嫁了有钱人，但是她男人家道中落，又乱搞男女关系。她成为黄脸婆后，被弃，后来脑中风，无情男竟不给医治。可见，做人要厚道啊！
1982年，我5岁，本来可以到幼儿园，因智力低下，家庭贫困，未能接受学前（幼儿班）教育。开始学做家务，不过，学样算样的，烧饭炒菜样样精通，所以至今我的厨艺尚佳；可能很少有孩子像我一样；这么早下厨房了。自幼尚武，爱练少林功夫。一个夏天中午，受堂弟之邀，去观摩他练少林功夫（实为钻羊圈的栅栏）。我蹲在栅栏边，极为崇拜，看得入迷，突然间，一羊受惊，猛冲，头顶在我屁股上，我失重掉进羊圈，手别在栅栏上，粉碎性骨折。生平第一次住院，院里是各种各样的骨折，受尽各式的手术。自此，我知道什么叫病痛。
1983年9月1日上小学，第一天被留级生在胯间踢了一脚，受惊，以为到学校受教育就是给人欺侮，一个星期不敢到学校。后来，学校要求学生轮流带钥匙开校门。我特意早起，至校门才发现钥匙丢失，又一个星期不敢到学校。因为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数字数不到100。做数学题就极大的难为我了。不过我有傻办法：用自备小竹管来计算，做一题10加20，得点出10条小竹管，再点出20条，然后再加一起点，可能点错，往往是28或者29。老师叫我上黑板写汉字，写个“四”，我一慌，就钻桌底。老师火大，下课留下来，叫我写满黑板“四”字。老师看后，语重心长的说，“你的字是班里写最好的。不是不能学，而是没有进入学习的状态，还是留一级吧！”
1984年9月1日我留级，再读一年级，一年级都留级，属于笨到无可救药型的那种了。谁知道，我智力好像突然开发了，每一篇课文都背了出来，粉笔字都写特别好，于是老师让我做助手，出题给同学做，在一年级下半年给我做了班长。这一做一直做了8年。
1985年夏天，学校操场放电影，要收门票，小孩子可以免票。我在收票的地方跑来跑去，一男人伸出脚来，我摔了个嘴啃泥，下巴磕破，满嘴是血，胳膊肘儿擦破皮，血肉模糊。我勉强从地上爬起来，看到一张笑得十分狰狞的嘴脸。我发誓要记住这本与我无冤无仇的脸。后来，到了初中才发现这张嘴脸竟然是妹妹班主任的丈夫，还是亲戚的亲戚。我已经十六就学会了“得饶人处且饶人”、“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饶人”的道理。我算宽恕他了！
1987年2月，我跟堂弟玩耍，他推倒一排石墙篱笆，我躲之不及，一碎石砸于脚后跟，蹭破了皮，结果细菌感染，从脚后跟开始，往上，至大腿，至腰间……最后送至医院，乌镇医院住了一个月，说已无可救药，建议到省城或者上海医院求治。后来到浙医一院求治，说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疑难性慢性肾炎。住院一直住到7月份。隔壁病房都是白血病患者，天天有人在抢救，隔三差五的死人。这段时间，我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生命是脆弱的，一颗石头就可以摧毁强健的体魄（我自己），一滴血就可是剥夺一条鲜活的生命。至此，我就特别敏感。
1987年9月重读三年级。医嘱以后不能从事剧烈体力劳动。我就读书更是用心，成绩可以说所向无敌。
1988年开始喜欢阅读课外读物，并且开始偷取学校的读物，以丰富自己的学习知识。这一年，我参加全镇小学生应知应会大奖赛，无可置疑的拿了一等奖，做菜包馄饨、智力题等等，几乎手到擒来。一个老师说，这小子是个人才，绝对是个人才，看来这几年的年级第一名都是他的天下了。父母和家族里的人都认为“孺子可教”，从这一年开始，我决心成为我们生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
1991年上初中，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地级市优秀学生干部，班主任说，这个荣誉是三年一评，每次只有四五个人，而你呢，叫学校要求集资，你总要带头交的吧？我说，“学校说自愿的，再说，每个村的村委会都在收！”班主任说要卸了我的班长职务。我说，我辞去！可是，我在市里得到的荣誉和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让我无法辞去班长一职。
1992年我有些古惑仔倾向，跟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成绩也明显下降。一次学校统考，从遥遥领先变成年级第五名。一个政治老师上课看到我带头捣蛋，制造不和谐的分贝，就指着我鼻子说，“像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得多了，轧坏道了，败落了！”说完，找来班主任再来训我。我深受其辱，心想只不过发挥失常了点，何至要这样说我。但是这件事让我成功的辞去了班长。回到家，我还是孩儿王，顽性不改，竟然动起玩死人骨头的念头，盗了爷爷的哥哥的墓，玩骷髅大战。
1993年初三，成绩总在一至二名这里徘徊。94年中考，我考了全镇第二名，全市好像30名左右，进入了桐乡市高级中学，免了学费。全市100名前50免学费和后50名不免，都是重点大学的培养对象。
1994到1997年高中生活就是读书。目标就是考大学。我写得一篇篇观点锐利的文章，老师都推荐我读中文系。
1996年上半年；高二同学要进行成人仪式；原桐乡市市长吴锦嗣来主持这个仪式；他说：“娃娃们，从今天起你们就长大成人了！从此要做社会有用的人，挺直腰杆做人哪！”结果没半年，这厮家中被窃。这一窃竟然窃出个贪官来了，他住了十三年牢。
1997年我以547分的成绩考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初来乍到杭州，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医大、浙农大四校区迎来百年华诞，破镜重圆，我由杭州大学变成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在大学期间，几乎是不学无术，很不适应，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没有参加过任何学生社团，一张白纸进，最后是一张皱了的白纸出，所幸的是，大学四年写了近七十万字的书稿。
2001年大学毕业至雷峰塔筹建处，负责文化方面的事业，如雷峰塔的楹联征集、雷峰塔网站的建设等。这是一个官僚化极度严重的机构。我极度不适应。
2002年辞职，背着一书包近七十万字的书稿想找出版社，无人搭理，失业半年，其间出了二次车祸，命悬一线。生活的困顿，使我幡然悔悟，烧掉书稿，学习设计、网站制作。2002年5月，到了一家政府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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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爱国，沉稳做事
一、冷观察多比对
生活经验和社会表象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公务员365天有150天有实事可做，那么此人算很尽职了；
一个机关的公务员有1/3的人在做实事，那么此机关就算高效能了。
对如此人浮于事的现象，我眼睛看惯了，心里也想通了。
对事物特别是社会现象要学会“冷观察，多比对”，才能产生客观、理性的结论。多事未必是件好事。某些机关领导“多事”并非是件好事，往往是劳民伤财，倒不如息事宁人，少了项目，就少了开支，少了社会劳动力的浪费，同时政府的贪腐机率也降低。
当下政府官员即领导为民办实事的少，为己谋福利的多，私心过重：跑会赶宴，找人脉铺路子；创优争先，到处树“政绩”工程，实际上想的都是个人升迁，可以说满打满算都是私心。再者这些官员、领导们如果不出什么问题（比如经济问题），总是“一路往上走”的，就是说官越做越大，即使升不上去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给“名”就给“份”，让工资级别上去。
“官本位”思想观念加上“一路往上走”的社会惯势，使得某些领导忙着续人脉铺路子，事情放给部下做，功劳抓住我来报，多往上级那里跑，混个脸熟，赚个好评，上级满意，连升三级也不是个神话，所以俗话说得好——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还有那些公开招聘干部，招聘的程序合法，可以说是非常的阳光。但是很多招聘往往免不了为某个人设局的，量身定制，加注上几个特定词，如党员、职务级别、还有一些独家的资质什么的……这么一格又一格，早让一些人排除出局。不能全部出局，必须有人“陪绑”作秀。有考试资格的人接下去等待是另一番考量：笔试第一，对不起，笔试我们只占30％；面试，这很重要，考的往往是面子和来头。不过也只有这两关都过了，也难保不出局。还有综合考评，说笔试占30％，面试占40％，剩下30％是综合考评分，于是最后较量的是往往是考生的“背景”，谁的背景硬谁进局。所以俗话说得好——朝中无人莫做官。难怪乎，龚自珍当年感触颇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真正的技术型人才、实干型人才往往连拿敲门的砖都拿不到，怎么可能成为新型的领导者？
领导是一种职业，让领导去做职业领导去，具体的工作还是基层的工作者去完成。一个完美的政府，需要提升基层工作者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多为老百姓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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